我的姨父退休前是云南省泸西县金马税务所的副所长,两年前不幸病逝。在税务战线他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地奉献了一生。记得煞是清晰的画面——他卷着裤腿,戴着草帽,骑着一辆老“永久”自行车,车头左侧晃悠着一灰皮包儿,叮叮当当奔忙于乡间土道,人们都称呼他“收税的”。
在我的印象里,姨父收税的那灰皮包总是似保险箱一般谨慎小心地收藏,就连姨母、表姐表哥也休想凑近,更别谈过目什么的了。有时我到他们家串门,姨母会对里屋的姨父戏谑:“把包藏好呦,小孩进来哩。”我当时疑惑地直挠头,不大明白话中的弦外之音,只见姨父业已擎起那磨得锃亮的灰皮包,紧了紧包的拉链,红彤了脸忙不迭地说道:“国家的钱,征收归公是我们的职责,没啥别的意思,我就靠这吃饭。”
在乡下农村从事收税这差事,没少得罪人。毕竟,先前的农村经济不算富裕,致富渠道单一,再加上人们的纳税意识比现在淡漠了许多,所以,当时姨父不大受某些人欢迎。有一次,村头一家开铺子的乍一听到他那破车铃响,便马上关门躲起来。
然而,偏让人家急火的是,吃了闭门羹的姨父不紧不忙,立稳车子,坐在铺子前头石阶上,掏出手帕擦拭着满头的汗,继而,悠然扇动起了草帽,仿佛等不来人压根儿不打算撤,让这个铺子老板抓耳挠腮,哭笑不得,最终不得不把当月的税金悉数交付给姨父。不难想象,骑车远去的姨父不知要受这位老板多少怨语、多少怒骂啊。
姨母曾跟我唠叨过多次,那就是姨父的自行车气门芯不知被拔走多少次了,总是待他收罢税,一推车子方才发觉气没了。有一次,车胎竟然不知被谁用刀偷划了几道大口子。一些人见硬的不见效,便欲私下施些好处给姨父,以求欺瞒减免部分税金。可姨父丝毫不为所动。姨母说起过,一次,一位平日里颇有些熟识的个体老板夜晚扛着宣威火腿来敲门。姨父未曾听他解释半句,一把推他出门,继而插紧门闩,让那扛火腿的老板颇为尴尬,只得悻悻离去。
“法是法,情是情,若放弃道德底线,开了‘口子’,就是违法,就是犯罪,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昧了良心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万不可让礼品腐蚀了心,让情乱了法。”姨父语重心长地告诉过我这朴实而又沉甸甸的话语。每每瞥见姨父家多年失修的老房子以及室中简陋至极的陈设,尤其那一台不知啥年代购买的14寸“虹美”牌黑白电视机,效果特差,画面信号总在隐约晃闪,我心中总会生发出莫名的感慨。
只是当时我尚年幼,不大熟谙世间真理。倘若姨父今日尚健在的话,我一定要亲口告诉他,他并非有的人私下讥讽的“过时人”、“迂腐者”、“坚持原则的憨包”、“老古董”,他和我们心目中的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杨利伟、谭千秋……一个样,都是国家的脊梁,都是人民的楷模。
姨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珍视那已经依稀泛黄的一张张、一本本奖状、荣誉证书。有一次他凝神端详一本1999年5月颁发的“云南省税务系统优秀工作者”的烫金证书时动情地说:“新中国成立扭转了乾坤,改革开放开创了全新的道路,几十年工夫,我们云南发展多么快。没有共产党,我们这些人早就饿死了,再不改革开放,不知有多少人还会遭殃。现在算是赶上好时代了,要知恩,要珍惜,要努力工作。”
娓娓道来的话语中,透露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步入改革开放正轨的中华民族日益强大的自豪感,对伟大祖国日益繁荣、昌盛的幸福滋味,对云南跨越式发展成果由衷的惊叹。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相信姨父当时业已体悟到了自己作为一位普通税务工作者的社会使命与社会价值。
姨父,一位心灵纯净、澄澈、未曾受到污染的敬业者,一位倾注身心钟爱其工作的人,全其神,专其业,一个目标,一生追求。姨父离我们远去了,但精神不朽,品格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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