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教我转“官念”

七年前，我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职位上转任为乡长。上任之初，几个关系不错的曾经当过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长的朋友“告诫”我：“对老百姓不能软，特别是对闹事的不能客气，该打的打，该骂的骂，不能让他把你熊住！”并且都举出了生动的“教训刁民”的例子。几位老乡镇的话让我感到惶惑，甚至有了“知难而退”的念头。

七年来，我先后在两个乡镇工作，由于直接和农民打交道，经常被“围攻”，在化解一次次“围攻”后，我诚惶诚恐的心态渐趋平稳，对村民“围攻”的行为，看得理性、淡然，同时，我的“官念”也在不断改变。

“刁民”原来是良民

2007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在乡里值班，突然接到电话说一个村的老百姓正在“劫道”。我迅速带领值班人员赶到现场。道路已经被村民垒的石头墙截断，二十多个村民站在那里情绪激动：“今天不解决我们的事谁也甭想走！”道路两侧的车辆排起了长龙，有的司机不停地骂：“穷山恶水出刁民！”车越堵越多，人越聚越多，事态变得有些不可控制。我立即找来村支书了解情况。原来途经该村的国道111线因改造升级而断交，但施工方没有修便道，过往车辆便把村民自己修的小道当成了便道。这条小道是当地村民挑水、饮牲畜的必经之路，当地村民和牲畜全部饮用路边的井水。可随着过往车辆的增多，小山村整天尘土飞扬，便道排水涵管被轧碎，干净的井水被大车司机用污浊的油桶搅得无法饮用，还有一个大车司机嫌老农赶牛慢竟把牛撞死后扬长而去。

了解情况后，我让村支书找来几个“劫道”的村民，商量先把车辆放行，问题由我们来解决。可其中一个村民指着我说：“你是新来的吧，你们这些当官的三天两头调走了谁还管我们，今天必须解决！”其他村民跟着起哄。我把几个有代表性的村民叫到一边，不厌其烦地讲问题解决需要时间，事情我会负责到底等，最后他们提出三天内必须解决，否则还“劫道”。我与此时赶到的乡党委书记商量后，决定同意他们的意见。车辆放行后，我们与到场的工程指挥部负责人和村民一起现场讨论了解决方案，直到晚间11点多才吃晚饭。后来为村民安装了自来水，修复了排水涵管，协调施工方修通了便道，小山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思考：“刁民”原来是良民。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村民由于情绪激动往往给人以“刁民”形象。如果仅从表面上看，村民不仅“不可理喻”而且涉嫌违法，但分析引起事件的原因不难看出绝大多数村民并无过高诉求，原本是遵纪守法的“良民”，只因个人的切身利益、正当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而被迫成为“刁民”。这也警示一些职能部门和企业在做出事关村民切身利益的决策时，要注意征求村民和当地乡村组织的意见，乡村组织应主动介入，积极协调，力促各方达成协议。

“为民做主”不可取

2010年，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发展旅游经济，乡里决定在旅游沿线的四个村打造“观光农业示范带”，要求这四个村靠公路边的地全部种植向日葵等观赏性作物，每亩地乡里补助100元钱。这样一算账，种向日葵比种玉米每亩地至少增收200元钱，村民肯定乐意！我们乡干部都信心十足。

春播季节，乡里安排包村干部到各村落实种植任务，可有部分村民就是不种向日葵。一天上午，我决定到田间地头去做村民工作。听说乡长来了，很多村民放下手中的活计，呼啦一下围拢过来，村民七嘴八舌，纷纷向我“发难”。一个70来岁的老汉挤到我面前激动地说：“小伙子，我们手里这个土地本还算不算数，算数为啥地里种啥我们说了不算？！”原来，老汉家里养了几头牛，玉米秸秆一直做牛饲料，如果种向日葵就得再买饲料，不但不划算还费工费力。其他户也是类似情况。回到乡里，我把村民反映的问题汇总后提交班子会讨论，决定对不愿种植向日葵的户不再要求统一种植。       

思考：“为民做主”不可取。尽管“做主”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应该因村因户制宜，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搞强迫命令。

“管控思维”已过时

2009年春播之前，为了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乡里专门聘请了农口部门的技术人员讲课。下通知时要求每村不少于10人来听课，可有的村就来了三五个人。一些乡村干部发牢骚：“现在的老百姓太难管了，他根本不听你的，让他白听课都不来，有的还说要给钱就去……”

事后我了解到，一些村干部动员方式过于简单，把“科技培训”笼统地说成“开会”，又没有做深入的工作，只是口头通知一下，导致很多村民产生逆反心理。一些老村干部经常回忆过去工作时的“威风”，说过去是“大队书记一声吼，老百姓都得跟着走”，现在是“村支部书记吼三吼，村民连瞅都不瞅”。“没事不理你，有事就找你，办不好就告你。”成为一部分村民的心态，也成为困扰乡村干部的一道难题。

思考：“管控思维”已过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成为自主生产经营的主体，对乡镇和村级组织的依赖程度明显减弱，而且民主法制意识增强、利益诉求增多，传统的管控方式不再适应。乡镇干部必须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