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我出生在惠阳新圩的塘口村,也算是度过了一个比较快乐的童年时光。1935年夏,父亲只好跟着同村的老百姓前往南洋讨生活。父亲离家不久之后,弟弟妹妹也因病没钱医治而相继死去了。这时候,我的家里就只是剩下我、母亲以及祖母了。
1938年10月,日本鬼子第一次侵占惠州后,就开始实行“三光”政策,大肆的烧杀抢掠,大量的平民百姓死的死,逃的逃,道路上时不时就会出现横躺着的尸体。当时为了逃避日本鬼子的追杀,我记得母亲还特意将我送到了香港的舅舅家中避难,而母亲就躲进了附近的山林中。等到日本鬼子走了之后,母亲才拖着病体前往香港把我接回家,但是回到家里却发现家已经不成个家的样子了。1939年,我刚好14岁,心爱的母亲就去世。这时我家里面就剩下我和老祖母两个人相依为命。
1942年农历正月十五,我和隔壁村的一个姑娘结婚了,成亲后的第三天,日本鬼子再一次扫荡我们村。堂哥被日军抓去做了苦力,又被日军在坪山一带残忍杀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很多热血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迅速行动起来,拿起锄头等踊跃参军打鬼子。1938年,曾生就在附近的大塘世居客家围屋建立抗日联络点,一大批进步青年参加共产党和游击队,投身革命。我同村的曾尧在1938年入党。1946年,他卖掉家中的田地到香港创办书社,成为共产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解放后任两广军需部后勤部部长,他妻子叶霞是当时游击队著名“双枪女将”。我的民兵队长曾强,在1940年入党,后来还参与编辑出版《前进报》。
当时在我们村里,除了曾尧、曾强之外还有曾达明、曾庆海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后来我在兄弟曾达明、曾强的指引下在1944年也参加了当时的民兵组织,又叫做农村青苗护卫队、护青队,在队长曾强的带领下,我当时主要工作是剪断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的电话线,贴抗日标语等工作。虽然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依然尽心尽力地去做。1945年5月,在曾强同志的见证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我人生中又一段新的征程,我的工作也开始变成为部队征粮。
1945年,东江纵队在我的家乡新圩建立了民主政权,当时实行了二五减租等土地政策。因为政策合情合理,所以我们当时向群众征收粮食的时候,他们都十分支持征粮工作。粮食征回来后,我把粮食集中放在村里的粮仓,打好包装送到樟木头那边的火车站。当时为了保管好那征来的上千担粮食,我还自己还搭了帐篷住在火车站的旁边,等待部队过来。看着部队把我征来的粮食送去前线,我的心里是非常开心的,多么希望这些粮食可以帮助中国人赶走敌人,让我们都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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