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他从卫校毕业实习后，放弃留在条件较好的县医院，选择回村，成为山西省大宁县乐堂村的村医。从此，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贫瘠偏远的吕梁山南麓，他以一名医生的一己之力，守护起黄河岸边28个村的百姓。
乡亲有病，他24小时随叫随到；付不起药费，他能免则免。乡亲们说，他“比亲儿子还亲”。
18年来，他的行医装备从扁担步行换成了自行车、摩托车、三轮摩托车，不变的是装着听诊器、温度计等急救用品的医药包。
18年来，他出诊17万人次，背烂12个医药包，骑坏7辆摩托，出诊总里程超过40万公里，不变的是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守着黄土、守护乡亲的一份初心。
他说，在哪里做医生不重要，重要的是哪里需要医生。
他，就是贺星龙。
贺星龙骑着摩托车出诊
初心
大宁是山西出了名的贫困县，乐堂是大宁出了名的贫困村。贺星龙回来前，村里没出过一个专业医生。
“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夺去性命”。贺星龙12岁时，最疼他的爷爷去世了，那时爷爷才50岁出头，一场重感冒引发了肾衰竭。
“如果及时治疗，爷爷肯定能活下来。”从那时起，贺星龙就萌生了当医生的念头。
1996年，贺星龙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太原市卫校，可6800元的学费让他望而却步，最后选择了只要3000元学费的运城民办卫校，可就这3000元对贺星龙家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时，村民们你家30元，他家20元，全村人凑齐了3025元。贺星龙握着这一沓由零钱凑成的学费，流下了感激的泪水。他发誓一定要在卫校好好学习，回来好给村里人看病，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承诺——“学成后，我一定要坚守这片热土，回报桑梓”。
三年的卫校生活，三年的刻苦学习，贺星龙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当时，学校领导希望他留校工作，同学们也劝他抓住省城几所大医院招聘医生的机会赶紧报名参加。面对这些能走出大山，在外面大显身手的机遇，贺星龙曾经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但就是为了当年的承诺，最后，他婉言谢绝了校领导的挽留，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家乡。
贺星龙回到村里后，父亲腾出那间给他娶媳妇准备的土窑洞，母亲卖了刚收的玉米和两头绵羊，帮他把小诊所开了起来。从此，黄河边上28个村子里，有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从卫校毕业的乡村医生。
守护
诊所开起来了，贺星龙印了4000张宣传页，发到周围的村里，郑重承诺：病人就是亲人，电话就是病情，病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宁肯多跑十趟诊清病，不可少去一趟延病情，并把“24小时上门服务”的承诺放到了手机彩铃上。
山大沟深，村落分散，明明看见了羊群和炊烟，找到窑洞却要翻山越梁。每次出诊，贺星龙都要往摩托车上绑上“三件套”：自制的医药包、蓝色药箱和一根长扁担。在摩托车无法通行的地方，那条扁担是用来挑药箱和医药包的。
贺星龙冒着大雪出诊
2013年腊月的一天，下着大雪，索堤村贺润平孙子发烧引起抽风。贺星龙接到电话，顾不上搭防滑链，就骑上摩托去医诊。当摩托向一面陡坡急驰时，雪厚路滑，摩托车身一扭像脱缰的野马般倒冲下来，连人带车摔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当时他只感到脚有点痛，不碍事，就又急急地去给孩子看病了。第二天，上乐堂村张立俊老人的哮喘病又犯了。为了赶时间，贺星龙挑着担子抄了山间近道，不料脚一滑，从100多米高的山坡滚落沟底。当一身雪水、冻得直哆嗦的他推开张立俊的屋门时，老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擦伤、摔伤成了贺星龙的家常便饭。骨折后，他自己打上石膏粉，没躺几天，又一瘸一拐地去出诊。
最多时一天要出诊30次！长年劳累和生活不规律，让他落下了一身病，摔伤擦伤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摔得差点儿没命，扶着浑身是血的贺星龙，一位大婶心疼得直掉泪：“你这个娃，究竟有多急的病人呀，连自己命都不要啦？”
经年累月地穿梭于这些村子，他被称为黄河岸畔的“摩托”医生。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他就凭借这一骑工具往返奔波，竭力守护着黄河岸边这28个村的百姓。
坚持
其实，贺星龙很缺钱，每年的行医收入不过万元。为了补贴家用，他家养了两头驴，四亩旱地上种点玉米和向日葵。妻子靠在县城打工的收入，勉强维持两个孩子上学的开销。但这些年他免去的出诊费、医药费和不好意思要的账，加起来少说也有三四十万元。有人劝他，好歹收点汽油钱啊，有钱不挣，不是傻子吗？
“当年要不是乡邻们帮衬，哪有我的今天？”贺星龙说，“要想挣大钱，当初就不会回来。”
贺星龙在村头给村民看病
这些年来，经贺星龙治疗过的470多位留守老人中，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13户五保户，这些人无依无靠，无经济来源。贺星龙就主动承担起这13户五保户的医疗费用，过年还给他们送米送面，大年初一又叫到家里吃团圆饭，每人给买件新衣服。而贺星龙却连续6年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开摩托车店的同学送他几身工服，他就倒换着穿，破了就补一下，衣服上满是粗粗的针脚。
2008年，贺星龙瞒着妻子借钱在黄河边上买了两孔窑洞，想作为第二诊所。妻子知道后火冒三丈：“现在年轻人都到城里买房子，哪有回村买窑洞的呀？”此时的贺星龙却一心只想着乡亲们，想着那些离不开他的病人。
2009年，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妻子费了好大劲在城里谈妥了一间门面房，准备“逼”贺星龙进城开诊所，同时方便照顾孩子。可贺星龙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夫妻俩为此吵翻了天。后来，不知是谁把这件事传开了，乡亲们着急了，贺星龙一天就接到十几个挽留电话。索提村71岁的郝芳花甚至走了3公里的山路来找他。老人哭着抓住贺星龙的手说：“娃呀，你可不能走啊，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谁来管咱呢？”站在一旁的妻子也抹起了眼泪。她又何尝不理解丈夫呢？村里老人多，离了谁都行，可真离不了贺星龙这个医生。
2013年，贺星龙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多年不见的同学，有开诊所的，也有在大医院上班的，生活体面。而他就像个“外星人”，衣着简单，面容沧桑。
有同学数落他死心眼：“当年让你到城里发展，你非要回山窝窝当医生，自己受苦不说，你对得起老婆孩子吗？”
贺星龙百感交集，无言以对，躲进卫生间哭了。聚会还没结束，他就悄悄离开了。
“我问自己，人活着到底图个啥？这里穷人多，需要帮助的人更多，我走了谁来管他们呢？咱是一名党员，大家都看着哩！”贺星龙说，“在老百姓跟前，咱算是有用的人；出去呢，普通人一个！”
回首当年从城市到乡村的“逆行”，贺星龙说不后悔：“钱是没挣下，但咱活下了4000多乡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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