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问答 42. 为什么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持续努力，我国实现了由封闭经济体向高度开放经济体的历史性转变，同全球经济互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提出的“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主要出于以下4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这是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实行创新驱动的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迫切需要更大程度引入国际先进技术、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市场机会，迫切需要以更强力度拓展国际人才、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通过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促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

　　第二，这是从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现状出发的战略选择。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尚存在水平还不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提升层次和水平。一是我国制造业对外开放时间较早、程度较深，而服务业、农业等领域开放相对滞后，成为制约经济转型升级的短板。今后在制造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同时，要放宽外资准入限制，推动服务业、农业扩大开放。二是我国“引进来”的体制机制安排相对健全，而“走出去”的体制机制建设相对滞后。今后在进一步保护外资合法权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同时，要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三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目前是以商品和要素等流动型开放为主，而学习借鉴引入国际通行规则、规制不足。今后要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形成对外开放新的制度优势。四是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对贸易、投资等微观层面的多双边体制机制安排比较多，而对涉及利率、汇率、资本流动、人民币国际化等宏观层面的多双边协调考虑不足。今后要充分考虑大国经济、现代化经济体系同外部世界的双向外溢影响，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着力推动建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第三，这是在经济全球化规则面临重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变革形势下的主动担当。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滞后影响继续显现，经济全球化面临逆转风险，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明显上升，全球化动力系统面临转换、规则体系面临重构。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党和国家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意味着主动举起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旗帜，自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积极推动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让中国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周边和世界其他国家，显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精神。

　　第四，这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现实需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都对经济安全和风险管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防控外部风险传染的体制机制是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组成部分。我们要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切实维护我国经济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持续扩大开放，全面深化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