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武汉后，50岁的王学军第一次穿起了纸尿裤。
王学军是青海红十字医院主任医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青海队随车医生，一位有着26年临床经验和18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和很多人想象的百里驰骋、车轮滚滚不一样，他干的是院内转运工作。
“可能有人觉得，院内有什么好转运的，不就几百上千米的距离吗？”王学军说，事实上，跑起来才知道，看似简单的院内转诊，没了他们的负压救护车还真是不行。
王学军和队友进驻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是武汉市最大的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全院一共1050张病床，全都是危重症、重症患者。“而且基本都是老年人，还伴有并发症，加上病毒造成的伤害，他们的身体已经非常之差，连走几步路都很困难。即便是轻症患者，情况也很不乐观。”王学军说，此前，为了帮助这些患者在不同楼栋之间转诊、检查，医护人员经常要忙碌一两个小时。但现在，他们用车一趟就能拉完。
但光用车拉不行，他们还得抬病人。“本来按照规定，我们只需要在救护车上等着，医护人员会把患者抬下来，我们拉上就走。但现在，医护人员都太忙了，而且她们大多是女同志，比我们更累。”每天推着沉重的担架，辗转于隔离间、救护车和重症监护室，50岁的王学军和队友们，全然忘了自己已不再年轻。
尤其是，本来推起来就特别显沉的车载担架，再加上危重症患者必不可少的呼吸机、监护仪等，连续几趟下来，他们经常累的气喘吁吁，防护服里汗出如浆。
这样的高强度工作，王学军和队友三班倒，经常一班就是六七个小时。最晚的一次，从下午2点忙到了凌晨1点，直把他们累得脸色发白，躺在床上连动弹一下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但即便这样，他们还不敢多喝水。“没办法，一套防护服要顶一个班，也没时间换，只能用尿不湿。”王学军说，尤其是早晨，本来有人喜欢早餐喝粥，但他们现在根本不敢喝，只能尽量挑些干的吃，“补水越少越好”。
看到王学军们干活如此卖力，有小护士好奇，一问才得知，他的身份可“了不得”——国卫家卫健委麻醉专业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青海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青海大学硕士生导师……
“老王，那你这次回去，职称上怎么也得提一级吧？”有人自以为猜透了他的心思。
“我都主任医师8年了，已经到头了，还提个啥？”王学军就笑。
还有些熟人知道他来武汉，好奇他在这边的状态，就在微信问他：“老王，在那边咋样？凭你的资历，应该进专家组了吧？”
“进啥专家组啊？我就过来推担架的。”王学军回复，还把自己的抖音发给他们看。
“他们有些人可能不理解，觉得你一搞麻醉的医学专家，跑武汉去推担架干啥？但他们不明白，我不来，心里就不踏实。” 王学军说。
改变王学军思想的，是直面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两次特大自然灾害的救援经历。当时，他两次向组织主动请战，第一时间奔赴灾区现场，看多了生命无常和生离死别，对他的内心触动很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27日，青海省准备派出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王学军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书。但因为并非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他未能如愿进入第一批名单。
2月7日，青海省红十字会接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通知，决定选召10人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王学军得知消息，立即申请加入青海省红十字会名单，“本来我在卫健委下一批派遣名单里，但实在等不及了，就想早点赶到武汉”。
“你知道我来这边，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吗？是那些堆积在医院走廊里、病房外的垃圾袋，有黄色的、红色的，一个、两个、三个，就那样静静的堆在那，你知道它们代表着什么吗？”王学军反问，随后又自言自语：“那些红色的，都是逝者的遗物啊，因为粘附着病毒，回头都要一把火烧掉，就像它们主人的生命，在这个世间就没了。”
王学军说着，便沉默了。往返于生死之间，这个穿着XL防护服都显小的高原汉子，在这一刻忍不住眼眶通红。
“但我知道，肯定有一些人活了下来。”随后，他又振作起来：“就像前些天，我们遇到了一位大姐，是我们在院区遇到的少有的精神状态比较好的患者，她向我们借用了消毒液洗手，还很有礼貌的向我们道谢。我能预感到，她一定会好起来！一定还会有更多人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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