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书记提出的‘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凝成了闽东精神”

　　采访对象：林思翔，1943年7月生，福建连江人。1983年5月任宁德地委委员、秘书长，1989年7月任行署副专员。其后任福建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省政协常委、经科委副主任。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林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工作时，干部群众对他期望很高，他当时是怎么给大家做思想工作的？

　　林思翔：听说习书记来宁德，闽东人确实抱有很高的期望值。因为大家听说习书记的父亲是中央领导，只要从上面要些大项目，就可以把闽东的经济发展起来。闽东那时候真穷啊，交通又闭塞，干部群众有快速致富的美好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本身缺乏志气，老觉得闽东在省里什么都是落后的，经济上体量小，发展又比较慢，滋生出比较强的等、靠、要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习书记不得不给大家浇“冷水”。他讲：“我不是来当‘采购员’，不是背着项目来的，而且贫困问题也不是靠项目就能得到根本解决的。大项目是要发展，但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就不能急。现在公路等级低，铁路也没有，港口码头开发也不具备条件。我们闽东不可能一夜就富起来，不能寄希望于一下子抱个‘金娃娃’。事物的发展，外因永远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关键还是要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力量凝聚起来。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先要扶志，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最终摆脱贫困。”这些是他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与此同时，他响亮地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

　　习书记提出“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站位高，也很有新意，大家听了感到很新奇，但不太理解，甚至心里觉得不太舒服。宁德人穷怕了，恨不得一夜致富，可习书记却提出“滴水穿石”，需要有个适应和接受过程。习书记做思想工作很有一套，润物无声，不用行政命令来强制大家，而是花些时间慢慢跟大家解释，推心置腹地交流，解开人们心里的疙瘩。慢慢地，大家都觉得还是习书记讲得有道理。一方面，“滴水穿石”的概念很符合宁德实际，虽然有人发牢骚说“滴水穿石”滴到什么时间还不知道，但经过习书记一番耐心工作，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就被打消掉，干部群众的头脑也清醒起来了。另一方面，“弱鸟先飞”的概念确实鼓舞人心，给人长志气。虽然以前大家有一些自卑心理在作怪，但咱们人穷志不能穷。“弱”是现实，但要从自己身上找落后原因，要奋勇“先飞”。只要有志气，就能后来居上。

　　现在回头来看，习书记当年的思路不是很对吗？条件逐渐具备了，方方面面就发展起来了。当时清单列了一大堆，不切合实际。说到底，最终还要靠大家振作起来，凝神聚气，把内心的积极性激发出来，把各项工作做好，改变贫困面貌。“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习书记在宁德工作的始终，并被闽东人民传承发扬，称之为“闽东精神”。

　　采访组：宁德当年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习近平同志尤其重视脱贫工作。在您看来，宁德的脱贫实践，对他后来形成系统的脱贫思想起到了哪些作用？

　　林思翔：摆脱贫困，是习书记当年在宁德工作的着力点。宁德这样一个脱贫样本，直接推动了他脱贫思想的形成。正是在宁德这个地方，他加深了对地方贫困状况的认识。宁德是福建最贫困的地方，贫困的面貌在他头脑当中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贫困地区群众要求摆脱贫困的呼声也给他内心带来强烈震撼。在宁德基层，农村的房子都很破旧。当年他陪同王兆国省长到宁德考察，在寿宁县就看到老百姓真有穷得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的。更重要的是，地区一旦戴上贫困帽子，干部群众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就会觉得什么都不如人家。所以，鼓励干部群众树立信心，长自己志气，也非常必要。这些实际感触，对习书记后来锲而不舍地抓脱贫攻坚，有着重要启发。

　　宁德的工作经历，也是习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的源头之一。他最反感不切实际的数字脱贫和“撒胡椒面式脱贫”。他当分管农村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时，宁德地委的一位领导，向省里报告说闽东已经基本脱贫。他看到这个报告就表示怀疑。当时全省的计划是到2000年基本脱贫，意味着有85%能够达标，剩下的15%还不能完全脱贫，所以说是“基本脱贫”。考虑到特殊的历史条件，这15%不脱贫的指标就是留给闽东地区的。如果连闽东都已经脱贫了，那全省就全面脱贫了。可见习书记对待脱贫问题非常实事求是，态度也客观冷静。所以我认为，习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是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要精准到每一户里去，一户一户地算，而不是粗糙地、笼统地说达到什么水平了，人均多少。脱贫工作可不能搞平均。

　　正是在宁德这个地方，习书记开始下决心通过移民安置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部分百姓因为自然条件局限无法脱贫的问题。他到基层调研，多数都是去最贫困的地方，接触最底层的群众。当初他“三进下党”的下党乡，建乡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几座旧房子。赤溪村（原下山溪村）的贫困早在1984年就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习书记到宁德后更加重视这个村的脱贫问题，后来整村实施搬迁，从山上移民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除了要给移民盖房子，还要让大家有田种、有事做，安居乐业，让他们的子女都能接受义务教育，斩断“穷根”，防止贫困的代际延续。连家船民上岸和茅草房改造，也是他在地区和省里任职期间搞起来的，最初只是宁德小规模小范围的尝试，后来在全省推开，被称为“造福工程”。这都是他到省里任副书记和省长期间大力推动、起了主导作用的。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两年的接触中，他在哪些方面让您感受最为深刻？

　　林思翔：习书记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重情义，有真性情，我认为这是他最富有人格魅力的地方。最有代表性的事情，就是他对老干部的感情。闽东这个地方，北方的老干部比较多。他对老干部敬重有加，舍得花时间跟他们谈话。老干部有什么事找他，甚至谈一两个钟头，他都不觉得是“浪费时间”。用他的话说，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他说：“通过谈话可以沟通思想，这比做其他工作还要管用。”

　　有这样一件事情。宁德行署有一位领导干部叫李治礼，是从山西过来的。他开始是行署副专员，后来是地区纪委书记，习书记到宁德时他已经退休了。很不幸的是，有一天，这个李书记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他的老伴慌乱之中，抓起电话就给习书记打了过去，说：“习书记，我们家老李走了。”后来他老伴跟我讲，她并没有与习书记直接接触过，但在那样的时刻，什么人都没有想起来，一下子就想到了习书记，要给他打电话。其实，是李治礼同志觉得习书记对老干部们很尊重，对他印象好，经常在家里提到，就给他老伴留下了习书记非常值得信任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宁德地委有一个老书记叫李天瑞，也是习书记很敬重的人。老书记回闽东来，习书记都交代办公室要派车接送，还虚心向他请教。后来李书记也是突发急症去世了。料理后事的时候，习书记非常难过，当即发了唁电，并交代我全权代表宁德地委去安排抚恤，后来还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

　　他对宁德地委前任书记吕居永同志也格外尊重。他接吕书记班的时候，吕书记已经62岁，他才35岁。但是他下乡调研的时候，还会请吕书记一起去。这份现任领导对上任领导的敬重是非常难得的。

　　过年过节，习书记去慰问老干部的时候，都要专门去看望老红军。有时下基层，也不忘记这方面的事。屏南县是宁德最贫困的地方之一，他去调研的时候，还专门去了寿山乡东盘村。寿山非常偏僻，是野猴子出没的地方。东盘村就更偏僻了，可是他带着我们跋山涉水，一路走进那个村子，就是为了去看望一位老红军。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除了对老干部的感情很深，还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吗？

　　林思翔：习书记的故事太多了。他千方百计考虑闽东如何摆脱贫困，说到底就是一种为民情怀。他心中牵挂群众，就是人情味的集中体现。还有，他在宁德掀起反腐风暴，清理违规建房，不是说为了抓几个“老虎”，主要还是从维护人民利益角度出发，考虑到闽东的土地本来就稀缺，良田被挤占了，人民利益就受损失。而且，他从陕北的山沟沟里面走出来，又在宁德的万千大山中感受百姓疾苦，对基层农民的情感早就融入了血液。

　　习书记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和他一起共事的班子成员，或者身边工作的同志，和他谈到一些想法和要求，他都会随时记在上面，甚至包括一些要求解决的个人问题。比如有人要求工作变动啊，家里生活有什么困难啊，只要你的要求是合理的，他都会记在这个小笔记本里。可能当事人自己说完都没有在意，但过一段时间，他就帮助解决了。所以说，他是个行胜于言的有心人，不爱讲官话套话，或是张口闭口讲大道理，而是用实际行动关爱干部群众。

　　他和大家谈起话来非常平易近人，彼此什么话都可以放开讲，全是大实话，让人感觉到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真佛只讲家常话”。我想，他的这种人情味，与他丰富的阅历有关。他在陕北农村插队7年，生活中也承受过各种各样的磨难，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珍惜的。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接触交往中，有哪些亲身经历的故事吗？

　　林思翔：习书记调到省里以后，对我的工作仍然非常关心支持。1996年底，我调到省科协工作。他知道了，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聊过几回。有一次，我们省科协在南平市举办山区经济发展论坛，是带有务虚性质的研讨会。我想，最好能请到一位省领导参加，对会议效果能起到促进作用，与会者回去后也好贯彻。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习书记办公室，想请他到会讲话。习书记想了想，说：“好啊，我支持科协工作。”1999年3月，他就和我一起去了南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论坛办得非常成功。那时候他是分管农业的副书记，会后还专门提出，要去看一看南平灾区重建情况。因为1998年南方发生特大洪水，南平受灾很严重，过了一年，他还在牵挂这件事。就这样，我陪着他把南平的几个县看了一遍。

　　看完灾区重建，他又去考察了地处南平西芹的福建林学院，为学院办了一件大好事。那个时候，福建林学院建在南平西边的大山里面。学院一直想迁到福州去，但领导层没有人敢拍板，也没有把这件事摆到议事日程上。林学院的领导来找我，说能不能请习书记来看一看，反映一下我们的困难。我就向习书记汇报了这个事。他听完，就决定马上去看看。看完以后，他跟我讲：“学院确实应该搬出来，在山沟沟里面是不行的。”不久，他当选省长，就在他手上，把林学院搬到了福州，和农业大学合并，改名为福建农林大学。

　　和习书记一起共事过的同志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感到他待人非常真挚，在一起经历的很多事情都铭记于心，不管他当了多大的领导也没有忘记。2010年他回到宁德，那时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还专门找到当时一起在宁德搭班子的老同志座谈，和大家聊得非常愉快。他回想起当年吃宁德本地小吃地瓜粉扣，还高兴地对我讲：“当初咱们做邻居，你们家里有几种菜烧得可好啦！”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那样子，和大家讲家常话，非常亲切。

　　后来，我们单位先后编了两套书，我专门寄给他。本以为他收不到，可没过多久，他就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书都已经收到了，向我表示感谢。他从来没有忘记老朋友，这种为人和风格，让我们钦佩。

　　采访组：除了刚才这些话题，习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交往中，还有哪些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林思翔：习书记到宁德任书记的时候，我是地委秘书长。他的办公室在我办公室楼上，宿舍在我家隔壁，两家的厨房中间仅隔着一个采光小天井。

　　刚和习书记打交道时，就感觉他非常朴实，生活上也没什么讲究。吃饭就在地委食堂。穿衣服也是入乡随俗，没让大家感觉有什么与众不同。住的跟我们一样的旧房子，建筑面积大约是九十几个平米，条件差不说，还是个把西头儿的房间，太阳一西晒就会很热。他坐的车是一台很旧的老爷车，出事故大修过，经常在路上抛锚。不熟悉的人不知道，宁德虽然离福州不远，可外面的人一来就会被这里的山路吓住。刚出宁德城就是著名的飞鸾岭，山高路险，盘山路旁边就是万丈悬崖，看下去很可怕。宁德的路这么糟糕，习书记本可以配个好点的车子，可他坚持不用。

　　他的办公室也是老书记用的办公室，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里外两个小房间，外面有一套沙发接待客人，里面就是一组老式办公桌椅。唯一的“高档”电器是一部窗式空调，转起来噪声非常大，嗡嗡作响，还时不时出点故障，闹罢工。可习书记对这些都不在意。

　　习书记爱读书、爱学习，这在宁德也是出了名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家属楼里，灯关得最迟的就是他家。有时候到了十一二点，整个院子里都黑乎乎的一片，只有他家的灯光还亮着，他还在看书。我有时到他家里去汇报工作，就看到一摞一摞的书堆在地上，走路都要绕着走。我看了看，既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也有张承志的小说，天南海北，他什么书都看。他说：“我什么书都爱看，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就是这样，白天挑担子，晚上就在小油灯下读书。”

　　他不仅自己爱读书，也非常提倡机关干部读书看报。当时宁德地委财政比较困难，我当秘书长时，所有常委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谁要看就去会议室看。这既是节省开支，也因为需求不大。没想到他来了就问我：“我的《人民日报》呢？”我跟他讲没专门订。他就说：“《人民日报》一定要订，不看《人民日报》怎么了解国家大事，怎么能当好领导干部？”原来他有天天看《人民日报》的习惯。后来，我们不仅订了《人民日报》，《福建日报》也是每人一份，在习书记的潜移默化之下，地委机关读书看报的气氛也逐渐浓厚起来。

　　他不仅自己爱读书看报，而且对于报刊建设和发行也重视，《闽东报》是在他手里复刊的。他刚来的时候就讲：“宁德应该有一张报纸。”其实宁德之前一直是有报纸的，“文革”中停掉了，一直没有恢复起来。他很重视复刊工作，专门成立了筹备组，用了2个月时间就把《闽东报》恢复了，他还专门写了复刊词。后来有一次在福安县召开地区报刊发行会，他还专门去讲话，谈到要重视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

　　习书记在宁德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2年，但大家的反映很好，他在干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他每次讲话，思想深，视野宽，站位高，看问题有辩证分析，话讲得又务实周到。每次他作报告，会场就很安静。有时候可能开到中午12点半，但大家都听得很认真，觉得有收获，都不觉得累。

　　应该说，习书记来宁德之后，给这个古老而又闭塞的地方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他的理念是新的，讲的话也是新的，总是充满辩证的力量，分析很透彻。一方面讲清宁德的弱势有哪些，另一方面摆出好的优势在哪里，两相比较，利弊自见，这对大家都是很好的学习和提高机会。他为人厚道，有人情味，从不冷冰冰地居高临下，而是给人温暖和安全感，每次找到他谈话以后，心里都热乎乎的。

　　今天，他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闽东干部群众都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感到骄傲。有这样富有人情味的人民领袖，我们的伟大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习近平在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