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词，常用来代表儒家经典。其实，细究起来，“四书五经”包含两个部分：“四书”和“五经”。“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 谈到“四书”，就不能不提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被视为注解“四书”的理学名著，受到后世学者的广泛重视。学习“四书”，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甚至研究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都离不开这部著作。本讲我们就来介绍《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
历史上，每一个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时代的文化和思想根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与宋代的历史文化、理学思潮的兴起、发展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宋代的思想家继承了唐代韩愈提倡道统、重整儒学的做法。不再局限于文字声韵、名物制度等表面文字的考证，而是深入到经典的内部，探讨内在的义理，并将其发扬光大，从而为社会治理服务。这些做法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尊孔读经的活动由此展开。应该说，讲求儒家经义，探究儒家经义之理的义理之学，是朱熹注解“四书”的重要思想渊源。
宋代理学家还认为，在义理阐发上，“五经”侧重治世，是外王之道；“四书”则注重个体的身心完善和调整，是内圣之修。他们指出，外在的求理并不能探求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只有内在的功夫，才能了解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进而准确、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关于完善个人身心的理论资源丰富且系统，更适合构建理学体系，因此北宋的程颢程颐开始注重“四书”，把义理之说发展为理学，占据了主导地位。朱熹则将“四书”学发展到新高度，穷毕生之力撰就《四书章句集注》，书中虽然有重训诂的成分，但其主要目的在于阐发义理。
《四书章句集注》其实包含四种书：《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章句”和“集注”。所谓“集注”，即集合众人之注释；所谓“章句”，是以训解章句的方法来实现解经的目的。
可以肯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完成于不同时期；《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由对“四书”的集解、集说，逐步过渡到章句、集注，再到《四书章句集注》的完善和确定。这个过程也体现了朱熹理学思想的不断发展。
朱熹关于“四书”的训诂注释之作，最早的是作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即1160年的《孟子集解》初稿。但朱熹对这个初稿并不满意，认为义理不明之处较多，为此，他与何叔京、吕祖谦等人书信往来不断，反复商讨，在集思广益、兼采众长的基础上，经过两次修改，才在孝宗乾道七年，即1171年，最终改定成《孟子集解》。
同时，朱熹还对《论语》进行了注解。南宋孝宗隆兴元年，即1163年，他将《论语集解》删改补订，独取程颢程颐之说编成《论语要义》。又由于《论语要义》“训诂略而义理详”，不利于儿童诵读，于是另作《论语训蒙口义》，将训诂、义理并重，方便儿童诵读学习。
后来，朱熹将《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二书合并刊刻，称为《论孟精义》，又称《语孟集义》《语孟要义》。《论孟精义》是朱熹对前人之说，尤其是对程颢程颐之言的整理和编纂，并非他自己的立意。
孝宗淳熙四年，即1177年，朱熹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思索，将自己的见解融入到注解中，而完成了《语孟集注》和《或问》的编撰。朱熹对此颇为满意，说：“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
唐代韩愈及其弟子李翱十分推崇《中庸》，宋代的程颢程颐也对《中庸》大加赞赏。朱熹则认为它是承续儒家道统的唯一线索，蕴含着儒家的真精神。
关于《中庸》，朱熹的最早著述为《中庸集说》，但他对此书不甚满意。随着朱熹对“中和”思想的理解不断深入，终于完成了对《集说》的修订，定名为《中庸集解》。在《中庸集解》的基础上，朱熹又撰写了《中庸章句》初稿。随后，他又进行了多次修订，把《中庸》分为三十三章。同时，还著述了《中庸或问》和《中庸辑略》，用来辅助理解《中庸章句》。孝宗淳熙十六年，即1189年，朱熹正式写定《中庸章句序》，明确论述了圣人之道的传授，首次将“道统”连用，把“道统”的概念和实际内涵相结合。
孝宗乾道二年，即1166年，朱熹对早年所作《大学集解》进行更定，写成了《大学章句》初稿，然后又进行了反复修改。朱熹对《大学》文本的勘定与诠释是与《中庸》同时进行的，他对《大学》的突出贡献，是把它分为经、传两部分，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这样，才能“序次有伦，义理通贯，似得其真”。朱熹还补写了格物致知论，表明了他对格物致知的重视。
从现行《四书章句集注》看，朱熹注解“四书”，既不像汉唐诸儒训诂之“不敢轻有变焉”，也不是“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更不是宋儒之“全不略说文义，便以己意立论”的阐释。他既注重探究“四书”文本的本义，又注重义理的阐发，既有义理的梳理，又有文本的编排，因而巧妙地将理学思想融入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完成了在经典注本基础上新的义理阐发。
应该说，朱熹对“四书”的贡献是巨大的，从此掀起了“四书学”的风潮；而《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也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极大地推动了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读书法是朱熹在解释“四书”过程中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论语集注》前，朱熹特别选了“二程语录”中有关阅读《论语》《孟子》的方法编成《读论语孟子法》。朱熹本人是十分认可这些方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就是要借二程即程颢程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读书法。仔细分析《读论语孟子法》，并结合《朱子语类》，可以发现“切己知道”是朱熹最具特色的一种读书法，这种读书法对今人不无启发。
《读论语孟子法》第四条称“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在《四书章句集注》的注文中，也常常见到“切己”“尽心”“深戒”等语来提醒读者要反躬自省。在朱熹看来，《论语》《孟子》等经典中所讲的内容就是要改变自身，去恶从善，修身养性，从而达到圣人的境界。要将经典中的“圣人之言反求诸身”，就是将圣人之言与自己的身心结合起来，以便洞察经典中所说的究竟是指自己身上的哪一部分，对这一部分又应该怎样下功夫。也就是说，经典中所记录的言语，体现着一种思想境界，这种思想境界是需要读者真真切切地在自己身上体认的。
朱熹之所以提出理解经典要“切己”，是因为他认为秦汉以后人们读书大多只停留在书本的表面，很少联系自身，更不用说反躬自省了。他还认为，一般人读书容易舍本逐末，“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这一类人属于不求甚解者，就如程子所说的阅读《论语》的第一类人“读了后全然无事者”。朱熹强调要注重经典的深义，并善于发挥经典的余意，适应当时人理解经典的需要，进而体悟经典中蕴含的精神，提高自身的修养。
应该说，“切己”就是要把经典从古代拉向当下，拉向读者本身。具体的做法是借助圣人的言语在自己身上推究。《朱子语类》中记载了朱熹对此的一个形象比喻：譬如我们生病了，医生开出了治病的药，如果想要治好病，就不能仅仅拿着药看而已，只有吃掉药，才能使我们的病痊愈。圣人的言语就好像他们给我们的病所开出的药方，只有将圣人的言语“切己”，才能真正对自己的为人处世有帮助。
《朱子语类》中还对如何“切己”作了简单说明：比如《论语》《孟子》中讲“仁义礼智”，“切己”就要在自己身上体认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礼，什么是智。而不应该把仁、义、礼、智只看成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四个字，认识它们就可以了。又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文本原义不难理解，但要体会到学习的快乐，则必须落实到个人的心理体验上。
“切己”的目的在于“知道”，如《读论语孟子法》第九条中程子所说的“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道”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抽象又“神秘”的概念，比如《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古人所说的“道”，不仅仅局限于道理，其内涵是很深邃的。但对于今人来说，不妨把“道”理解成道理、规律、原则、法则，而这些应该是我们在读书时不断思考、探寻和体悟的。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特别关注圣人之道等问题，他引程子之说，将“知道”作为《读论语孟子法》的最后一条是别有深意的。学习圣人之道，直接目的并不简单在于获取功名、增长知识，而是追求一种圣人的境界，可见朱熹眼中的“道”是十分崇高的。
朱熹特别强调“知道”的重要性，就是要告诉人们读书的动机往往决定了他能够达到的目标和高度。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志向有多大决定了这个人能够走多远。朱熹的一生就是以追求“知道”为目的的。他在少年时高中进士后，并没有像许多士子那样将圣贤之书作为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一旦考中，就将它们永远抛弃，而是更加热心于学习圣人之道，并且尽可能地拓宽自己的眼界和知识面。《四书章句集注》就是朱熹花费了大量心血精心撰就的，既有学术性，又有思想性，这也是此书能够流传至今仍然不朽的重要原因。
“切己知道”是朱熹十分注重的读书方法，今天看来，这种方法仍具有启发意义。它告诉我们，经典要反复读，时常读，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每读一遍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悟和收获。此外，读经典除了理解文意之外，更要联系自身、联系实际，做到学以致用、以古鉴今，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以及待人处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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