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唤醒中国的领导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领导型国家，这种领导不是对别国直接统治或者指手画脚，而是以自己卓越的治理能力为他国提供示范和样板。

　　当代中国发挥领导力的最重要方式，也同样来自于其榜样作用。这一榜样作用，集中体现于中国强大的改革能力。

　　“环顾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当今中国这样，以一种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全面推进改革进程。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以政治自主性为保障的全面深化改革。‘习式改革’对整个世界都有正面示范效应。”2015年2月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认为，习近平领导的这场全面改革正为全世界注入一种正能量。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提出一个著名的“亨廷顿悖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想致富。”

　　中国在全面迈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领导人面临的矛盾之多、压力之大、问题之复杂、把控之艰难，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多见的。但习近平却选择了一条最具挑战性的路径——明知改革风险大，却要偏向虎山行。这种大政治家的改革勇气令人敬佩。

　　国际媒体普遍承认，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幅度和力度“超预期”，并呈现“新常态”，“体现了强大的领导力与执行力”。

　　如果把中国的复兴之路比喻成建造一幢壮观的中国复兴大厦，那么习近平既是这个建筑的总设计师，也是总建筑师。这就意味着习近平不仅要具有极强的战略谋划能力，还必须具有很强的实操能力。这种实操能力，也可以称之为领导力。很显然，深度了解习近平领导力的来源，对世界范围的各类治理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面对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西方学者经常感到非常困惑：中国如何用那么短的时间，完成了欧美社会几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国用短短30年时间，就完成了6亿多人脱贫，这么高的发展效率从何而来？

　　特别是习近平领导中国以来，只用了不到3年时间就让一个8800多万人的执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简简单单的八项规定居然奇迹般地塑造了中国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原来流传的“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论调不攻自破。中国国防和军队改革，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就完成了体制机制重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世界上人员最庞大的军队实现了快速转身。中国经济改革，动力转换正在加速进行，2020年前后即能基本实现结构性调整。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受到广泛追捧，亚投行从筹备到开业只用了800多天。连年逾百岁的中国著名新闻传播学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资深教授甘惜分生前也不禁感叹，“中国改革天天出大新闻，让全世界的新闻工作者都感觉到了，中国真的是最出新闻的富矿”。

　　根据习近平的部署，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等各个方面，而且他还明确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都要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一时间表，为各部门和各地方设定了改革边界和底线，确保各项改革任务可检查、可评估、可落实。如此全面、深远而彻底的改革任务，被外媒比喻为犹如“让中国航母在一美分硬币上大转身”，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做到的？

　　中国领导人的执行力让世人印象深刻，美国著名作家、《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中呼吁——“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就好！”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进一步承认，良治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三者的实现顺序也非常关键，处于第一位的并不是民主，而是强有力的政府。中国拥有极为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的实现顺序也是正确的。

　　中共的领导力和行动力，当今世界鲜有能与之媲美者。这一方面源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另一方面源于中国拥有一个睿智、高效、清廉、团结的最高决策层。

　　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其核心决策层出色的领导能力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锻造出来的？我们不妨从了解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最核心的决策机构开始。

　　中共有8800多万名党员，但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25人，可谓几百万里挑一，每位政治局委员都堪称精英中的精英，也都是经历重重考验选拔上来的。一般来说，中央政治局有三项最重要的职责：

　　一是把握方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方向；二是统筹部署，统筹协调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三是应对风险，组织应对国内外重大矛盾风险。

　　作为中国最重要、最核心领导决策机构的成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执政党和国家的事、人民的事、全局的事。因此，习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要“努力成为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什么样的政治家才能称之为“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作了专题讲述。在这次被外媒称为“中国最高层的政治课”上，习近平就中央政治局当好“三严三实”表率提出4点要求：

　　一是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上；二是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三是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对分管方面的管理上；四是自觉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在严格要求自己上。

　　习近平在第一点要求中特别指出，在中央政治局的位置上工作，核心的要求就是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而做到始终坚定、明白而清醒，又来自于坚贞不渝的理想信念。

　　习近平的这一洞见，实际上道出了锻造一流政治家和领导人千古不易的基本原理。早在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著名政治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就在《如何治理国家》一书中教导后世的政治家，“统治一个国家的人必定拥有巨大的勇气、能力和决心。真正的领导者总是把国家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统领一个国家就像为一艘船掌舵，尤其是在遇到暴风雨开始肆虐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船长不能保持稳定的航向，航程将以全员覆没而告终”。

　　正如舵手渴求航船顺利、医生工作是为了病人康复一样，国家领导者努力追求的目标首先是让公民过上幸福生活。西塞罗指出，这种生活包括财产安全、物质丰富、良好的声誉和正直的美德。“这就是我对我们领导者的期盼，因为这也应该是他们最伟大和最崇高的目标。”

　　习近平深知，只有把领导干部的信念与职责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上，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保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动力永不枯竭。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就鲜明宣示了他带领中共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的第一个“官衔”，是构成中共组织体系“细胞”的大队（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从中国的最基层干起到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奉行的从政理念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过：献身于政治，就是献身于公共事业，而那些为大家而献身的人，就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

　　有人做过统计，以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例，7位常委在基层与地方任职的平均时间达到24年。中共这种重视基层历练的干部培养方法，极大提升了高级干部处理各类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又使他们对民众最切身的需求有着明晰的了解，既“接上了地气”，“也积累了与民众的感情”。

　　2016年1月29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对加强执政党的领导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强调只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中共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提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简称为“四个意识”，其着眼点还是在于增强中共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使中共在面对极为复杂的改革难题时，始终保持高度凝聚的团结一致，始终保持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力量。

　　一个倾听民意、体察民情、重视民生、矢志不渝献身于增进人民福祉的领导集体，一个坚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坚持以上率下优良作风的先进分子联盟，一个传承弘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民族先锋队，一个激浊扬清、敢于自我革命、对权力腐蚀时刻保持戒惧的执政团队，必然蕴含着巨大引领力和感召力，这可以说是中共强大领导力的核心密码。

　　领导力危机已经成为一场全球范围的危机。

　　“我们正处在一个领导力空前匮乏的时代。”有学者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刊文指出，从多个指标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这本该是最有利于产生伟大领导人的“时势”，也有不少西方领导人有成为“罗斯福”的宏愿，但最终，我们并没能看到新时代的“罗斯福”。在不少国家，领导人是旧貌换新颜，但在政策上却是新瓶装旧酒，除了咒骂银行家贪婪和威胁提高所得税外，几乎没有领导人能拿出应对金融危机的良方。

　　反观中国，习近平正在励精图治、日夜兼程带领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奔驰。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刊文称，“我们相信习近平的确在进行根本性变革”。“习近平是一个致力于为中国未来修建一条独特道路的严肃认真的改革者”。

　　习近平认为，强大的领导力取决于正确的战略方向选择，也取决于领导团队强大的行动力。古人说：“非知之难，行之惟难”。知行合一，贵在行动。

　　毛泽东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的干部队伍人数庞大，但面对举世罕见的改革发展任务，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而且不出事的干部仍然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习近平深知治国理政的精要，首先就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当前中国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多次指出，领导干部不作为、不善为和不能为，仍然是当下中国干部队伍主要的缺陷。

　　为了激发干部的领导力和行动力，让他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旗帜下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习近平采取了多管齐下、辨证施治的方法，中国的官场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平平安安占位子、舒舒服服领票子、庸庸碌碌混日子”，中国民众对那些不作为的“太平官”长期尸位素餐，是非常反感的。如果听任官员们“不作为”，或者容忍他们在岗位上让“改革空转”，绝不只是造成中国改革停滞不前，还会让中国复兴事业丧失机遇。

　　习近平对“为官不为”现象十分重视。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

　　在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还强调，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县发展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

　　2014年以来，中国已有数以千计的领导干部因懒政怠政等“不作为”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同时，中国审计部门也加大了对“不作为”问题的审计力度。制度正在发力，效果已经显现。然而，解决“不作为”问题，除了要强化问责机制，也要通过政治教育立根固本，让干部挺起精神脊梁。

　　习近平提出，“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既要求干部自觉履行组织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纪律、规矩办事，不滥用权力、违纪违法，又对干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为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

　　领导干部“不善为”不同于主观上“不想为”。很多干部是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的，但在新形势下面对新问题，仍习惯沿用老思路老套路工作，或者多端寡要，不知所措。结果是做了大量无用功，还把自己搞得很辛苦，陷于蛮干盲干，最后事与愿违。习近平曾形象地形容这种现象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勇气可嘉，却是莽撞和不可取的。

　　为了破解领导干部“不善为”问题，习近平提出，既要对干部部署“过河”的任务，又要指导解决“桥与船”的问题。这其中的重点是帮助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升其领导艺术。

　　创新是解决“不善为”问题的关键，而科学的理论指导则是前提和保证。一些领导干部“不善为”，正是因为忽视了执政党长期以来积累的执政经验、工作方法和政治规矩，需要重新“回炉”、重温著作，对照改进工作方法。

　　习近平高度重视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要求各级干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习近平要求中国的党政干部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道，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民族的思维能力，促进治国理政水平的提高。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要想提升领导和管理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先进的理论思维须臾不可或缺。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求中国各级领导干部提高五大思维能力——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

　　人们常说，不要把正确的梯子架在错误的墙上。领导者很多时候工作进展不顺利，不是工作能力问题，而是运筹安排不当。

　　领导干部如何总揽全局、合理安排、做到心中有数、应付自如？这种领导艺术被毛泽东称为“弹钢琴”。

　　毛泽东在1949年3月撰写的《党委会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中共领导干部要学好这一工作方法：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

　　习近平十分推崇这种“弹钢琴”式工作方法。2014年2月，他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专门谈到了自己的治国方法就像“十个指头弹钢琴”——“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

　　2016年初，习近平又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全党重温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其深刻用意，就是要让中国各级领导干部掌握“弹钢琴”式的科学领导方法，真正解决好“不善为”问题。

　　治理中国这样复杂的大国，没有一大批受过良好政治训练和专业培养的管理人才，是不可想象的。习近平对此感受深刻。他多次强调，领导工作要有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把握新发展理念，不仅是政治性要求，而且是知识性、专业性要求。

　　中国领导干部“不能为”问题，主要表现在不懂规律、不懂门道、缺乏专业知识、缺乏治理本领，工作中显得能力不足，心里发虚。

　　习近平对于干部“不能为”病症，采取了加减法同时上马的治疗方法。

　　所谓做加法，就是倡导干部“依靠学习走向未来”，通过不懈学习增长才干。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了“本领恐慌”问题，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他强调，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为了指导领导干部抓学习，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

　　当然，习近平并不希望干部拿学习来装点门面。他强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

　　所谓做减法，就是狠下心来，裁减一批不能胜任岗位职责的干部，让才不配位的官员腾出位子来。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制度性安排，导致中国的领导干部一旦任职达到一定的行政级别，除非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行政级别一般只会上升，不会下降。这让一些“不能为”的干部产生了侥幸心理，也让更多能干会干的干部只能“苦熬资历”，难以迅速施展才华。2015年6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既要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准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问题或者相形见绌的干部调整下来。强调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通过激励、奖惩、问责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

　　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规定》意在坚决治理中国的领导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的痼疾，是中国干部管理制度上一个历史性突破。这一制度的实施，将让机关不养“庸人”成为一种政治生态，官员混日子的舒服劲将一去不复返，督促了领导干部自觉学习，不断上进，以解决自身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

　　中国的复兴大业不会一帆风顺，其过程肯定还有难以预知的风险和挫折。习近平要求中国的领导干部发扬钉钉子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折腾，不反复，用做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实绩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习近平形象地比喻干部要拿出钉钉子一样的执行力：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结果很可能是一颗钉子都钉不上、钉不牢。我们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

　　中国崛起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

　　罗思义等西方学者甚至提出，当今人类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梦，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课题是中华民族如何实现伟大复兴。

　　“中国目前发生的一切，就是致力于实现中国复兴的人和所有试图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势力间的艰巨斗争。”罗思义说，“斗争的结局不仅将决定中国的形势，而且被视为决定全球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习近平对于中国的复兴分别画出了底线和高线。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强调：“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不要搞丢了，老前辈确立的正确政治制度不要搞坏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地盘不要搞小了”。这可以看作他对中国复兴画出的底线。

　　中国的复兴除了守住底线，还要追求高线。这就是习近平指出的，“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指出，“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是这样一种人，他能用言辞把他的时代的意志表达出来，他告诉他的时代什么是那时代的意志，而且能去完成它。他所做的是他的时代的精髓与核心，他使他的时代现实化了”。

　　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进一步阐述了伟大政治人物的历史标准——“先进阶级的政治家能够反映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发展趋势，能够提出适应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和主张。这些思想和主张常常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英国《每日电讯报》在2013年6月发表的文章中，也引用撒切尔夫人的外交顾问鲍威尔勋爵的评论称，“习近平是一位真正的领袖”，“有巨大的自信”，而中国恰恰需要这样一位领袖。

　　荷兰首相吕特在精研过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战略后，对媒体表示，“习近平主席视野开阔，高瞻远瞩，同时又十分熟悉具体情况”。他感叹，“中国选择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只有习近平主席这样的优秀领导人，才能治理好这么大一个国家，成功解决好国内外各种问题”。

　　“中国树立起了一种崭新的治理样态”，把制度优势变成顶层设计的能力和落地生根的效率。这一点，连“软实力”概念的发明者约瑟夫·奈与“北京共识”的发明者雷默等也击节称赏。

　　约瑟夫·奈指出，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雷默则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

　　鸦片战争前，封闭的中国是一个明显缺乏“未来感”的国度。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年间，中国彻底跌入衰败的深谷，中国人被视为“东亚病夫”，整个民族的自信心和勇气备受摧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树立了自强自立的模板。

　　邓小平为中国开辟了改革开放道路，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由此奔涌向前，中国成为世界上取得最惊人发展成就的国度。

　　当习近平引领中国奋勇攀登复兴之巅，中国的未来正以世界从未有过的崛起样式展开。中国人在世界的东方，正以自己的理念、思想和战略路径，结合博大渊深的文化底蕴，为世界开辟一种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