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强军兴军，从古田再出发

　　图①：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机关旧址望云草室。图②：1942年，由新华社编印出版的古田会议决议单行本。图③：古田会议会址。

　　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冬日暖阳下，“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大字熠熠生辉。

　　这8个搪瓷烤制的大字其实是份特殊的“礼物”。1969年11月，它们从福州运到了社下山前的廖氏宗祠。用于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40周年。1929年，在这座四合院式的砖木结构平房里，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

　　字约3米见方，水泥钢筋为基，立在了廖氏宗祠背后的山坡前。从那以后，“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大字便与会址一起，定格为世人所熟知的红色丰碑。

　　驻足会址前，90多年来的波澜壮阔卷起万千思绪——永放光芒的古田会议，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

　　思想建党

　　一面绣着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英文缩写的旗帜，陈列于古田会议纪念馆。

　　“这是红军组织入党入团宣誓用的旗帜。”来自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明确了入党新条件。

　　“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这些“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就写在古田会议决议里。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8年多，虽朝气蓬勃，却也面临困难的局面。

　　怎样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事实上，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六大，并未真正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党的六大确立的党章第一次讲了入党资格，但没有具体的党员标准，也没有涉及思想建设。

　　破题人是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曾提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更是开宗明义：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决议列出了红四军党内的8种错误观点，逐个论述其具体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中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初步形成，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体系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为了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毛泽东不断强调教育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更开阔的视野提出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问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

　　政治建军

　　古田八甲村松荫堂，是古田会议时红四军前委机关和红四军政治部所在。松荫堂一旁的墙壁上，一行大字赫然映入眼帘——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

　　政治建军原则的确立，正是自古田会议开始。而对于人民军队而言，政治建军意味着什么？

　　不妨先看看红四军初创时的构成，主要分三部分：一为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湘东农军，一为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县农民。

　　“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远不是建军问题的主要内容，更谈不到建军任务的完成。”古田会议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党代表的粟裕，曾在回忆录中说：“人民军队新创建，成分复杂，战斗又频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人民军队，正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是什么？党与军队是什么关系？“是司令部对外还是政治部对外？”当时的红四军内部，有关建军的系列重大问题，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这一系列问题经古田会议得到了彻底解决。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个三位一体的任务；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强调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政治教育。

　　古田会议决议，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罗荣桓元帅后来评价：“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1985年，曾经参加过古田会议的陈世榘将军重回古田会议旧址，感慨挥毫：“五十六年一挥间，重返故地到古田。决议指明红军路，新征途上志更坚。”

　　永放光芒

　　1929年岁末，大雪后的古田银装素裹。古田会议会场内，代表们生火取暖，地板上留下的炭火印记至今可辨。堆堆火光，温暖的是会场，照亮的是前方。

　　“会后，决议印发到部队，大家学习，一起贯彻执行，并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整顿。”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的萧克曾经回忆：“那时，我们都把决议当作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也作为检查和衡量工作的标准。不久，部队向武夷山中部及赣南进军，纪律更好了，内部更团结了，战斗力提高了。”

　　“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党代表的赖传珠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了一片新的气象。”

　　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在古田赖坊村协成店的一豆灯火旁，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结尾处描摹革命未来的诗意咏叹，至今令人心潮澎湃：“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思想之光，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紧紧围绕我军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2014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时，对强军兴军作出新的政治擘画，确立了新时代政治建军的方略。

　　两次会议，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精神相通、主旨相同。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从古田再出发。

　　如今，走在古田镇的田间地头，当年的红色故事仍然传颂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也浸润在他们心里。对他们来说，红色记忆不只是纪念馆展板上的文字和图片，更是走向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

【感悟初心】直面问题 勇于革新

　　翻开古田会议决议，鲜明的问题导向扑面而来。

　　决议分为8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最为大家所熟悉。该部分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8种错误思想一一列举，逐个解剖，辨析其原因，给出纠正方法。

　　事实上，问题导向贯穿于古田会议决议始终。每一部分的阐述，几乎都是奔着问题去，精准“点穴”，毫不含糊。找准了问题，才能有解决问题的思路，纠正错误的办法。

　　共产党人从来不回避问题。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善于去发现问题、直面问题，善于透过表象分析问题背后的矛盾，并通过问题的解决，推动事物革故鼎新、向前发展。

　　有问题，难免有分歧、有争论。共产党人也不害怕争论。古田会议决议提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

　　红四军党内就曾发生过争论，但大家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就这些争论，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随着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来指示信，大家很快统一了思想。这些无不彰显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品格和胸怀气度。

　　解决问题靠什么？需要科学的理论，更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古田会议召开的时间虽短，可会议的准备工作是充分的。在连城新泉，红四军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军事整训；红四军移师古田后，党代表联席会又持续了半个多月。赖传珠回忆：“在我们分组讨论中，毛党代表不断深入到各个小组，具体指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

　　可以说，古田会议召开的整个过程，就是一次实事求是思想作风的生动实践。通过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红四军不仅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自我革命，更为我党我军的建设发展，提供了不朽的精神财富。

【党史撷英】红四军——统一服装 提振军威

　　“上衣为中山装式，有两个上贴口袋，领口佩缀红领章；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军帽为八角帽，缀有布质红五角星帽徽。”这套简朴的军装（见图，资料照片），是红军历史上第一套正规军装，于1929年3月在福建长汀设计制作，目前陈列于古田会议纪念馆。

　　红四军创建以来，由于经济困难且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无法大量生产军服。他们只能穿缴获的敌军军服和沿途打土豪得到的衣服，着装混乱，且非常破旧。为便于行军作战和内部管理，统一部队服装显得十分必要。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首次入闽，长岭寨战斗大捷，红军进驻长汀。当时长汀县城手工作坊遍布城乡，缝纫、印染条件好，红四军又刚好筹集到了一笔款项，红四军主要领导人决定拿出一部分钱，制作4000套军装。红军向布店购置布匹，委托私人缝衣店进行加工。由于红军实行买卖公平的政策，不少商家很乐意为红军筹集军需物资。当时市面上没有灰色布匹，军需处就联系染布坊让他们把布染成灰色后再交售。红军还特意要求把领章缀上黑边，以纪念列宁逝世五周年。长汀当时约有20家缝衣店，由谢日新、戴恒新两人统一负责领布料、交成品、领工资等。

　　后来，朱德在陕北的窑洞里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回忆说：“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红军第一批正规化军装了……它们没有各国军队的那么好，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奇好无比了。”

　　穿上统一的新军装后，红四军军容军貌焕然一新，军威大振。“一颗红星头上戴，二面红旗领子绣。”从此，战士们穿着这套军装，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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