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天津经开区风貌。资料照片
图②：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福州会址。资料照片
图③：1月29日，大型集装箱货船靠泊宁波舟山港。汤健凯摄（人民视觉）
奠基石嵌在路中间，四周高楼环绕，车流不息。
这里是辽宁大连市金普新区金马路中段。37年前的10月15日，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此奠基。滩涂地上，海风鼓荡，当地的人们扭着秧歌，欢庆着一段巨变历程的启幕。
这处改革开放春风孕育下的新地标，见证着我国扩大开放的一个新起点。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提出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区”）。
开放新格局
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两省经济特区回京，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同时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此迈开大步。当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5月，决定进一步开放北到大连、南至北海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
这些沿海港口城市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地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
“创造条件逐步兴办经济开发区，即在老市区之外另划一个有明确地理界限的区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便集中地举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等，并采取经济特区的若干政策，给以优惠等。”1984年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给出了明确建议。
天津经开区管委会原主任叶迪生，曾是天津的半导体专家，1984年参建经开区。初来乍到，一看便傻了眼：“本想着总有点厂房吧，可放眼望去是盐滩，挖开盐滩是淤泥。”一片盐滩荒地，凭啥建开发区？
拓荒者们的回忆大同小异——沿海港口城市的经开区，基本都是在一张白纸上起步。
土地、税收等政策给足优惠，“放水养鱼”吸引外资……被称为“小特区”的经开区，从建设伊始，就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活力。
大连经开区引入日本财团成片开发，面向日本企业招商；福清融侨经开区主打“侨”牌，以侨引侨。天津经开区探索远洋招商战略，紧盯跨国企业，“一只机”（摩托罗拉传呼机）和“一碗面”（康师傅方便面）闻名全国……
统计数据显示，自1985年至1990年，我国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吸引外资项目1100个，合同金额20.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0.6亿美元。1986年，邓小平同志为天津经开区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以经开区为窗口，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放活力迸发。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一个包括两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5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由此构筑。
改革新风来
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市分管外经贸的一位副市长，把一张1米多长、盖了130多个公章的宣纸带到了市委常委会上。
“那时外商投资设厂，走完从合同章程审批，到工商、税务、海关、商检登记，再到建设程序审批等一系列流程，需要数月甚至一年以上。”福州市政府办的同志回忆。
福清融侨经开区管委会经济贸易发展处处长陈树为，就曾经历过这样的“公章旅行”。1990年刚到融侨工作时，他曾带着一家电子企业跑用地审批，“足足跑了半年多时间”。
后来，为解决企业办事四处跑的问题，福州设立了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被称为外经“一栋楼”。“一栋楼”内集结了全市20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单位，一个窗口对外、一支笔审批、一条龙服务。如今，这栋楼成了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一窗受理”早已不再新鲜，市级“最多跑一趟”事项占比达97.86%，“一趟不用跑”事项占比达71.69%。
以开放倒逼改革——沿海港口城市领开放风气之先，经济体制改革同样先行一步。
翻开当年的老报纸，以软环境建设为抓手的改革新举措，似清风扑面，从沿海吹向内地。
与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一同到来的，还有思想观念上的冲击波。
1984年7月，青岛电冰箱总厂与德国（西德）利勃海尔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合同。第二年起，工厂技术人员开始轮番出国受训。
“学的是技术，影响的是观念。”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说，“‘产品强起来’的意识，开始在员工头脑中扎根。”
也正是那一年，青岛电冰箱总厂砸掉76台有缺陷国产冰箱的新闻，一时传遍全国。青岛电冰箱总厂便是此后大名鼎鼎的海尔集团。“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观念冲击，就没有海尔的今天。”周云杰说。
市场意识、经营理念、质量观念……对外开放带来的冲击波，影响深远。“这一阶段的对外开放，引进了大量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国内商品市场丰富和繁荣起来，使市场因素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说。
发展新活力
改革开放的前沿，必是经济发展的热土。
“横移速度小于每秒5厘米，请注意靠泊角度。”在大型油船“猞猁”轮驾驶舱内，潘国华一边指导着引航员操作，一边随时留意船况。他是宁波舟山港的高级引航员，从业超过35年。
30多年来，潘国华的工作越来越忙：1985年，当时的宁波港还是默默无闻的小港；1991年至1993年，年货物吞吐量迈上5000万吨台阶；2000年，成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亿吨港”；2018年，宁波舟山港年集装箱吞吐量跻身世界港口前三强。“1985年，来港口靠泊的10万吨级货轮就算是大船了。2017年，我们引领当时世界最大的在航货船‘泰欧’轮油船成功靠泊。” 潘国华说。
因开放而生，因开放而兴——港口是沿海城市发展轨迹的见证者。
从参与青岛港第一个集装箱泊位建设，到参与第一台采用全可控硅直流调速集装箱桥吊的安装、调试工作，再到主持完成大型轮胎式起重机移动供电技术创新——1983年进入青岛港工作的张连钢，经历了青岛港从支线小港到世界第六大港的飞速跨越。如今的青岛港拥有167条航线，可通达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世界上有多大的船舶，青岛港就有多大的码头！”张连钢说。
弹指一挥间，沧桑巨变。
当年，祖籍奉化大堰的叶泰海返乡投资。如今，这位宁波市侨商会名誉会长，正在感受家乡的另一种魅力：“以前是助力家乡建设，现在是搭家乡的快车不断向前。我们坚信，正在续写的‘春天的故事’将更加精彩！”
【党旗飘飘】抓实基层党建 带强两新组织
体量比经济特区小，却能享有类似经济特区的某些优惠政策——沿海港口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俗称“小特区”，这里机遇多，挑战也不少。
外资、民营企业多，基层党建怎么开展？1984年，天津经开区在盐碱荒滩上打下第一根桩时，非公领域的党建探索同时起步。
上世纪90年代，外商独资企业摩托罗拉落户天津经开区。短短几年，企业里的党员人数就超过了300人。“大部分党员员工绩效评估都非常出色。”摩托罗拉老员工尹国锋回忆，“公司主动向经开区反馈，支持建立党组织。”当时，放眼国内的外资企业，有党组织的还并不多见。
“经开区的外企、民企、小微企业多，党员的流动性强，党建工作可不能放松。”天津经开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尤天成说，“让党旗在经开区高高飘扬，始终是必须守住的根与魂。”“30多年过去，企业的党员越来越多，党组织关系接转、党费缴纳、定期开展组织活动等工作，都需要落细落实。”天津经开区两新组织党委办公室主任杨学军说。
为此，天津经开区成立了两新组织党委，统筹管理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并依托园区、楼宇及行业部门成立了11个综合党委，形成经开区党委—两新组织党委—综合党委—基层党组织四级工作体系，建立了35个党建工作网格；同步推行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政治生日”等20余项党建制度。
近3年来，依托智慧党建系统，党费按时收缴率、党组织关系接转效率、党员参与活动频率等大幅提升，2020年，天津经开区获评全国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示范单位。
【亲历者说】中国品牌走出去
在多个国家的超市货架上，一款融合牛生肖元素的铝瓶青岛啤酒颇受欢迎。青岛啤酒海外业务部副总经理初良镜感慨：“融合中国风元素的产品，在国外市场具有独特的辨识度，更受消费者关注！”
在青岛啤酒工作了35个年头的初良镜，见证着企业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1986年夏天，外贸专业毕业的初良镜，第一次跨进登州路56号——青岛啤酒厂的大门，负责啤酒的对外贸易工作。此前，由于没有外贸经营权，青岛啤酒的自营外贸额为零。“直到1987年，青岛啤酒才开始了进出口业务。”初良镜记得很清楚。
1992年，青岛啤酒在意大利成立欧洲办事处，陆续向一些国外代理公司派驻人员，设立中外联合销售公司。初良镜说，凭借一颗匠心酿造“中国味道”，青岛啤酒在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逐步体现出“高品质、高价格、高可见度”的鲜明特点。2019年底，初良镜和海外业务同事们，将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今，青岛啤酒成为尼泊尔婚宴的“新标配”；“吃中国菜、喝青岛啤酒”在哈萨克斯坦逐渐流行；在斯里兰卡的青岛啤酒之夜，大红灯笼挂了起来……
一瓶啤酒，连接世界。作为最早“走出去”的中国品牌之一，青岛啤酒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驶入国际市场的“汪洋大海”。
共产党员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24993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