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豫不虞，为国常道（详解版）

　　这句话是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正式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出自于唐代史学家吴兢所著的政论性史书《贞观政要》。

　　吴兢（670—749年），汴州浚（xun）仪（今河南开封）人。唐朝大臣，著名史学家。他进士及第，历仕则天、中宗、玄宗三朝，担任过史馆修撰、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等多个官职。其代表作品，就是被人们称为“古代治国宝典”的《贞观政要》。全书共十卷，分为四十篇，结构严整，条理清晰。它以《君道》《政体》开篇，事实上是全书的主旨和总纲。后面依次叙述治国的各个方面。每个专题的内容多取自唐太宗与魏徵、王珪、虞世南、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等数十位大臣讨论治国方略的对话以及名臣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书成之后，受到后世的高度重视，不但为实际的政治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治史者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徵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

　　吴兢为什么要编这部书呢？

　　唐太宗贞观时代，是唐朝的盛世。其后吴兢生活的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虽依然闪耀着盛世的余辉，但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已因封建社会的痼疾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有着见盛观衰之史家传统的吴兢，已于细微之处察觉到了光明后的衰退。为了使“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从而再现“贞观巍巍之化”，达到使唐朝“可久之业益彰，可大之功尤著”的目的，吴兢便将久已“成诵在心”的贞观时期“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加以总结和选编，从而完成了《贞观政要》一书。

　　书成之后，即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像宋代人编纂的《圣政》《宝训》，一定程度上就是受了《贞观政要》的启发；金朝的熙宗皇帝说自己“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清代乾隆皇帝更是亲自为《贞观政要》撰序，称贞观盛世为“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节者，未有如此之盛焉”，从而表达了自己向往贞观之治的心情。其他如宋祁、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名臣则撰有论说，阐述该书的意旨。

　　具体到习近平总书记所引用的这句名言，则出自《贞观政要》第二卷中的《直谏》篇。其具体的语境是：贞观七年，蜀王妃子的父亲杨誊“在省竞婢”，也就是在皇宫追逐婢女，违反当时的法令。都官郎中薛仁方把他留下来盘查询问，事情拖了一段时间，没有及时给予判决。杨誊的儿子是千牛卫将军，在上朝的时候就向皇帝告了一状，说按照朝廷的规定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员，只要不是反抗朝廷，都不宜扣留。就因为我们是皇亲国戚，所以薛仁方就故意刁难，把我父亲扣了这么长的时间。唐太宗听了，也很生气，说这个薛仁方，明知道杨誊是我家的亲戚，还这么故意刁难，实在可恶。于是就下令打薛仁方一百杖，免去所任官职。魏徵觉得唐太宗这样做不妥，于是就向唐太宗进谏，说住在城墙洞里的狐狸、庙里的老鼠这样的小动物，因为投鼠忌器的缘故，除掉它们都很不容易，更何况是皇亲国戚了。这些人仗着自己身份特殊，骄横自大，不守法度，如何约束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个难题。如今薛仁方敢于坚持本分，替国家维持法度，怎么能随意地处置他，满足外戚的私欲呢？这个口子一开，往后的事情就难办了，到那个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谓“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对那些预料不到的事情做好准备措施，这是治理国家最常见的方法，哪里有因为洪水尚未泛滥就自己想毁掉堤岸的道理呢？唐太宗说你说得不错，可是薛仁方什么也不说就把杨誊禁闭起来，还是太自作主张了。他的行为虽然不构成大的罪过，但是也应当稍加惩罚。于是命令打了他二十杖之后赦免了他。

　　怎么判断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呢？先说杨誊“在省竞婢”也就是在皇宫里追逐婢女。身为皇族成员，而且年龄也不小了，杨誊还这么举止轻浮、骚扰女性，肯定是不对的。但薛仁方的处置方法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宗法等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同的人本身就享有不同的政治与法律权力。自商周以来，历代的法律体系中都有所谓“八议”（或者叫“八辟”）的制度，规定了若干身份特殊的人是享有一定的法律特权的。这“八议”是：一议亲，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所谓“八议”制度，就是这八类人如果违法犯罪的话，是“大罪必议，小罪必赦”，享受特殊优待，司法机关不得擅做处理。生活在法制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我们肯定认为这个制度非常荒谬，但在古代，这“八议”却是维护等级社会的一个重要司法原则，其地位是要先于具体的法律条文之上的。不过尽管如此，唐太宗李世民对薛仁方一开始的处置方法则更为不妥，过重的惩罚，等于是向权贵发送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你们身份特殊，违法犯罪的成本很低。这等于纵容了皇亲国戚的嚣张，极大打击了一般官员维护法度的积极性。

　　明白了整个事件中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再看魏徵对唐太宗的进谏，就显出它的价值来了。魏徵将这些皇亲国戚比做在城墙上打洞的狐狸和在宗庙里做窝的老鼠，这些小动物本身微不足道，但真要动手除掉它们，却实在顾忌太多：你总不能为了抓住一只狐狸而拆掉一段城墙，为杀死一只老鼠而打坏宗庙里的神器吧？皇亲国戚仗着身后的皇权背景为非作歹，执法的官员也往往会因为顾忌太多而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的法度就在他们手中被撕开了一道又一道口子。当时唐朝初建，李世民又是英明之主，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不会显现出来，但长此以往，法度就会变得日益纵弛，到那个时候，再要治理就困难了。现在薛仁方替国家守法度，虽然有不经请示、擅自处理的嫌疑，但“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考虑，对薛仁方的举措就不应该给予严厉的惩罚。

　　魏徵的劝谏是针对皇亲国戚容易依仗特殊的身份而横行不法，国家应当为此早做预防而发的，但“备豫不虞，为国常道”这句饱含智慧的话语，却有着超越具体时间、超越具体事件的更为广泛而恒久的意义和价值。

　　“备豫不虞”的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实际上，吴兢“备豫不虞，为国常道”的说法，就是化用《左传》“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的话语而来的。《左传·文公六年》记载，鲁国正卿季文子将要出使晋国，出使前，他前去请教熟悉礼仪的学者：“如果在我出使期间，晋国发生国丧，我应该行使怎样的礼节？”大家都感到十分困惑，议论纷纷，因为晋国的君主身体康健，季文子这样做岂不是多此一举？季文子看出了大家的疑虑，亲自解释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意思是说，凡事我们都要提前做好准备，这是古代贤人教导我们的道理。如果准备了，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没有关系。但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准备以致措手不及，这样就很困难了。所以现在凡事多想一步有什么危害呢？后来事情竟然真像季文子所预料的一样，在他出使晋国期间，晋国国君晋襄公突然去世了，而季文子正因为提前有了准备，才能从容应对，不辱使命。

　　假如说季文子因为“备豫不虞”而使得鲁国避免了一场外交危机，那么，吴兢所在的玄宗一朝，则是因为没有在危机到来之前“备豫不虞”而遭受重大打击的反面教训。玄宗在即位之初，也是个大有为之主，大唐在玄宗的手中达到了鼎盛，所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到处是如鲜花着锦、烈焰烹油般的热闹，但谁知道，这样的盛世仅仅维系了几十年，便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迅速跌进了动荡的深渊。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唐女祸》中写道：“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一杨贵妃足以败之。”以今日眼光视之，说大唐的盛世葬送于一个女人之手的“女祸论”自然是归因谬误，其真正的根源，乃是玄宗晚年认为大功告成因而沉溺于享乐的思想所致。他以为天下太平，以为凭大唐的国力、凭自己的功业名望已经足以震慑海内任何人的不臣之心，于是将朝政委之于李林甫、杨国忠之类的奸臣，把几乎整个东北的防务交给了并不可靠的安禄山，自己则一头扎进了杨玉环的软玉温香之中。殊不知，国家的治理是超复杂事件，各种情况层出不穷，如果不能将“备豫不虞”作为一种常态，时刻保持一种惊醒戒惧的状态，保有对于危机的防范意识以及发现、处理危机的能力，那么当危机已经酿成的时候，往往就已经无力回天了。

　　如今，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又远远超过了包括大唐在内的任何历史时期。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取得了重大成绩，当前正处在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但也应该看到，当前的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环境复杂多变；关系到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在这样的时候，就更应当把“备豫不虞”作为国之常道，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仗，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只有这样，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朝着我们党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