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句名言是2019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
“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句话的出处,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江西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 ,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于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变法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是见到了成效,起到了富国强兵作用的。但因为新法的推行触动了大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和保守派的观念,也因为在执行过程中因用人不当等问题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最终在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中宣告失败。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钟山,享年六十六岁。累赠太傅、舒王,谥号为文,世称王文公。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主要是因为变法而被世人所熟知的。但实际上,他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在哲学、经学、文学、文字学等方面,他都有着极其卓越的建树。特别是在文学方面,他更是足以代表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逻辑严密,说理透辟,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歌精炼严谨,选语用字,间不容发,在宋代诗坛上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而这首《登飞来峰》,正是王安石诗歌的代表性作品。
诗歌题为《登飞来峰》。对于王安石诗中所提到的“飞来峰”以及“飞来峰”上的“千寻塔”到底在哪里,向来有两种解释。一说是杭州灵隐寺前的飞来峰以及坐落山上的理公塔,另一说是绍兴林山的飞来峰以及坐落其上的应天塔。从地势地貌以及塔的高度来看,杭州灵隐寺前的飞来峰高度太低,只有168米,且山上的理公塔为实心塔,无法登临,所以诗中的“飞来峰”指的应该是绍兴林山上的飞来峰,“千寻塔”指的应该是坐落其上的应天塔。应天塔始建于晋末,自建成之后,就吸引了当时以及后世游览者的兴趣,成为当地的名胜之一。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时年30岁的王安石任浙江鄞县知县期满,返回江西临川,途经此处,登高望远,有会于心,于是写下了这首不朽的传世名作。
《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全诗共有四句:“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飞来峰上有座高达千寻的高塔,听说在雄鸡报晓时站在这高塔上眺望就能看到太阳刚刚升起。不必担心什么浮云之类遮住你远眺的目光,因为你已经站在绝顶之处。
诗歌的第一句,用“千寻”来形容脚下站立的应天塔之高,“寻”是古代长度单位,一寻为七尺,千寻就是七百丈,比上海的东方明珠塔还高好几倍,很明显是夸张之语。第二句用“闻说鸡鸣见日出”,表面无奇,但实际上暗含典故,这就是《玄中记》的记载的“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典故运用得非常巧妙。一是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站得越高,看得越远,说站立塔顶之上,竟然能在第一时间看到遥远的太阳冉冉升起,则塔之高,自不待言;二是旭日朝气蓬勃,桃都枝伸千丈,这两样宏大而朝气蓬勃的事物,就构建了一个极其壮丽开阔的场面,使得诗歌显得气象万千、卓尔不凡;三是因为鸡在中国文化中是具有“五德”的美好吉祥之物,鸡鸣意味着太阳升起,光明到来,万物得以繁衍生息,社会得以安定有序,所以也就常常用来象征清明治世,因而王安石使用这个典故也就隐藏着对治世的憧憬和向往。还不仅如此。在使用这个典故时,王安石实际上还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改动。这就是,在原有的典故中,鸡鸣是在日出之后,但王安石却把这个顺序颠倒了过来,这就突出了雄鸡一唱的作用,而隐含在这个小小改动后的,我们其实不难看出作者对领风气之先的豪杰人物的赞赏,乃至是自我期许。第三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同样运用了一个典故。正如吴小如教授所指出的,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浮云蔽日”经常被用来比喻谄佞小人蒙蔽了皇帝的眼目,从而使贤才不得进用,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安石在这里运用了这一典故,不过却是反其意而用之,这就将自己的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也留下了一个悬念,那就是这份自信到底所从何来呢?第四句则揭开了谜底,那就是因为自己所处的位置极高,所以浮云之类也就不足以构成阻挡眼目的障碍——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诗人的实际所指,当是高度决定着眼界,用今天更流行的话语系统来表述,就是你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你的维度,高维打低维,自然就势如破竹。
在王安石的全部诗歌中,这首《登飞来峰》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首。而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主要的原因有二。
一是它代表着宋代诗歌的明显特征。对于唐诗与宋诗的差异,后人有很多说法,但最为众人所公认的,就是唐诗以气象胜,而宋诗以理趣胜。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之与唐代诗歌中同为登高望远题材的《登鹳雀楼》相比较。“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给人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意境浑厚,格调高远,读罢此诗,一幅长河落日的景象如在眼前,哲理性的启发当然也有,但这层哲理是隐藏在登高望远的画面之后的。但《登飞来峰》则不然。除了第一句“飞来峰上千寻塔”是写眼前的实景外,诗歌的其他三句,都是跳出眼前的实景,着重表达的是对于社会人生的理性思考。文学是一束光,在诗歌里,这束光就是诗人的目光。而当我们比较这两首诗的时候,是能明显感觉到这两束目光的差异的:王之涣的目光投向的是眼前的实景,而王安石的目光看到的则是深藏景物之后的哲理与启示。
二是它虽然是王安石的青年时期的作品,但通过这首诗,王安石的性格、抱负,乃至未来的胸襟、气象,都已经露出端倪。当时的北宋王朝,表面上一片繁荣,内则危机重重,一方面是基层公务员素质低下、财政紧张、军力孱弱,另一方面冗兵、冗员、冗费。广大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激化,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出生于仕宦家庭、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的王安石,年少时就曾随父遍游南北,广泛接触社会,亲眼目睹百姓的生活艰难。因此,他从小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以期对社会现实有所改变。对于实现这一抱负的艰难,王安石是有所估计的,特别是目睹“庆历新政”的失败,更让王安石对于邪臣蔽贤的情形有所警惕。不过,对于可能的阻力,王安石在心理上是藐视的,他用了“不畏”二字,这就不仅使全诗的基调瞬间振奋,更表现出了作者在政治上不怕困难、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强信念,以后就表现为“三不足”的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万难,坚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事业的精神和决心。
《登飞来峰》虽然作于数百年前,但其所具有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价值,直到今天也依然能为我们提供精神的勇气与智慧的启迪。王安石在飞来峰上的自信和勇气来自于什么?无非两点:一是无畏的勇气,二是因身在最高层而具有的视野。用讲话标题《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中的话来说,前者属于“斗争精神”,后者属于“斗争本领”。而这两点都是今天的党员干部迫切需要的。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累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这也提示身处百年大变局之中的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想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就必须在这两方面加强修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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