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详解版）

　　“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这句话是2018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古人说：‘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广大港澳同胞到内地投资兴业，不只是因为看到了商机，而且是希望看到内地摆脱贫困、国家日益富强。大家无偿捐助内地的教科文卫体和扶贫济困等公益事业，不只是为了行善积德，而且是基于与内地人民的同胞之情。比如，邵逸夫先生对内地公益捐款超过100亿港元，田家炳先生为了捐助内地教育慈善事业甚至卖掉自己的别墅，晚年租着公寓住。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大地震，香港‘爱心义工’黄福荣先生冒着余震救人，不幸遇难。每一次内地遇到重大自然灾害时，港澳同胞都是感同身受，最先伸出援手，表现出守望相助、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

　　“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出自明代著名通俗文学作家冯梦龙的《警世通言》。

　　冯梦龙（1574年-1646年），字犹龙、耳犹、子犹，号龙子犹、茂苑外史、顾曲散人、姑苏词奴、平平阁主人等。明代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明末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家，与其兄冯梦桂、弟冯梦熊并称“吴下三冯”。在古代通俗文学领域，他堪称泰山北斗，成就无人能及。他改编过长篇小说《平妖传》《列国志》，编纂过文言小说集《情史》《古今谭概》，编印过民歌《挂枝》《山歌》，不过要说论影响最大，毫无疑问地就是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三言”了。这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自问世以来就成为该领域的典范与高峰，后世模仿者众多，不过除了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二拍”能勉强与之颉颃外，余者均无法望其项背，足称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领域的孤独求败。

　　作为文学家的冯梦龙，对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有着独到的见解。

　　首先，他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他认为，好的小说应该能够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像《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这“三言”，书名的意思是“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可见，冯梦龙的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这些小说，劝喻世人，警诫世人，唤醒世人。

　　其次，冯梦龙认为《孝经》《论语》这些儒家经典文义较深，非一般市民所能读懂和理解，而文学则是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体裁。因此，他强调文学作品要通俗化，要适合市民百姓的认知，他专注于创作、搜集、整理、编辑通俗文学作品，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实践。当然，冯梦龙主张的通俗化，并不是一味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相反，他是主张“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高雅的俗文学。

　　应该说，冯梦龙的文学观是有进步意义的，他的作品能够为后世所认可，与此有着很大关系。

　　具体到“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这句话，则出自于《警世通言》的第一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其相对完整的上下文是：“古来论交情至厚莫如管鲍。管是管夷吾，鲍是鲍叔牙。他两个同为商贾，得利均分。时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为贪 ，知其贫也；后来管夷吾被囚，叔牙脱之，荐为齐相。这样朋友，才是个真正相知。这相知有几样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

　　在这段文字里，冯梦龙非常详尽地把“相知”做了三种区分，也就是“恩德相结”的“知己”，腹心相照的“知心”，以及“同气相求”的“知音”。对于这三种“相知”之间的微妙分别，普通人大概很难清晰地进行分辨。不要说普通人，就连词典好像也没有把这三者之间的区分清晰地表述出来。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它对“知己”的解释是“彼此相互了解而情谊深切的人”；对“知心”的解释是“知己”；对“知音”的解释是“了解自己特长的人”，这里面很明显有互相叠合之处。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感觉迟钝呢？和敏感的诗人相比，我们肯定迟钝，但关键不在这里。这里的关键原因，是朋友的交往都是整体性的，相知即包括各方面的综合的了解，这里面既有对特长的发现，也有对性情人格的认可，等等。所以，理解这句话，重点不在于从中学到了几个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而在于从中感受和体会作者所极力称扬的真正的朋友之间的那种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欣赏、相互包容、相互帮助、相互成全的深情厚谊。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里讲到的两个故事“管鲍之交”和“高山流水”，就把这种友谊的可贵，表现得非常完美。但二者又各有侧重：管鲍之交突出的是朋友间的相互包容与相互成全，伯牙子期之交突出的是朋友之间超越身份地位等世俗观念相互欣赏与尊重。

　　先说管鲍之交。关于他们之间的动人情谊，在当时就广为人知、传为佳话，《列子》《史记》等书中，对此都有过较为详细的记载。管鲍二人年轻时就开始交游，从那时起鲍叔牙对管仲的才能就有了充分的了解。两个人曾一起做生意，管仲在分钱时总是给自己多一些，鲍叔牙不认为管仲贪婪而理解这是因为他生活困难；管仲曾经替鲍叔牙谋划事情结果搞砸了，鲍叔牙并没有因此认为管仲能力不及而是理解这是因为运气不好。后来管仲与鲍叔牙分别辅佐齐王的两个王子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在两位王子争夺王位的争斗中，管仲出于对公子纠的忠诚，曾一箭射中小白，要不是小白的腰带钩正好挡住了这一箭，恐怕当时就命丧黄泉了。小白即位后，将管仲投放牢狱之中，但鲍叔牙却劝说小白重用管仲为相，自己宁愿位居管仲之下。公子小白就是日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可以这样说，没有管仲就没有齐桓公的霸业，但没有鲍叔牙，也就没有管仲施展所学、名垂青史的机会。所以当时的人对鲍叔牙的敬佩赞叹，还要超过管仲。

　　再说“高山流水”。伯牙子期的故事始见于列御寇《列子·汤问》篇：“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俞伯牙“仕至上大夫之位”，“奉晋主之命，来楚国修聘”。八月十五中秋之夜，船行至汉阳江口，停泊在山崖下，伯牙对月弹琴，偶遇岸边樵夫钟子期听琴，二人相谈相知，相见恨晚，分别时约定明年中秋再到此处相会。次年八月十五，俞伯牙如约来到汉阳江口，却没想到子期已染病去世，伯牙悲痛万分，在子期坟前抚琴凭吊，诵云：“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义，历尽天涯无足语，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割断琴弦，将琴在祭石台上摔得粉碎，从此再不弹琴。伯牙和子期，一个是晋国的上大夫，一个是荒山村落的农民，他们两人的相交，只因一片心意相知、心性相投的真情而起，不囿于社会地位的悬殊，也没有权势利益的纠缠，因真挚纯粹而显得格外动人。

　　冯梦龙在讲这个故事时之所以饱含深情，是有其遥深寄托的。诚如文中所说，“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冯梦龙强调，相知的唯一来处即是“情”，不掺杂利益，不囿于地位。明代的政治环境中，极端皇权对士大夫阶层的压制达到顶峰，忠奸、强权、权阉、党争充斥其中。明代的经济环境也较前朝具有很大的变化，明代初年，纺织业中首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苏州的纺织业者“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俗文学的滥觞，但同时也熏染了社会上利字当头的社会习气。社会文化方面，封建皇权登顶，礼教束缚加深。在这样权利萦绕与礼教束缚的大背景下，冯梦龙提出的因“情”而生的“相知”显得分外可贵。他借管夷吾与鲍叔牙、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相知故事，表达着对于人间真情的颂扬与向往。

　　如今，我们仍然在不断追寻相知之人，对知己、知心、知音怀着无限的渴望。与此同时，“相知”已经从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超脱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正是引用这句“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来描述内地与港澳的同胞之情。他提出，港澳同胞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作用是开创性的、持续性的，也是深层次的、多领域的。港澳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发挥了投资兴业的龙头作用，市场经济的示范作用，体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先行先试的试点作用，以及城市管理的借鉴作用。港澳同胞到内地投资兴业，不仅仅是因为商机，更是因为与内地同胞的血脉相连、心意相亲的感情。相知是共进的基础。内地人民与港澳同胞，都是四十年改革开放中的见证者、参与者、受益者、贡献者，两岸在优势互补、一起发展的过程中，轮流扮演着鼓琴人与听琴者的角色，怀着相同的理想，互通有无、互鉴长短，在共同奋斗中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