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

　　2019年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宪法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望，是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可以说，宪法是国家布最大的公信于天下。建章立法需要讲求科学精神，全面认识和自觉运用规律。马克思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立宪和修宪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最为重要的政治活动和立法活动，必须以极其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来对待。”

　　“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法律，承载着一个国家对天下发布的最大公信。这句话出自唐代史学家吴兢的《贞观政要》。关于《贞观政要》和它的作者吴兢我们已经有过介绍，所以不再赘述。不过要说明的是，吴兢只是这句话的记录者，说这话的人不是吴兢，而是唐太宗时期的名臣戴胄。戴胄（573年－633年），字玄胤，谯郡谯县（安徽省亳州市）人。唐朝初期宰相，汲县令戴承伯之子。戴胄生性忠直，做事坚持原则，敢于犯言直谏，深得太宗器重。当他六十一岁病逝时，唐太宗下令罢朝三日，追赠他为尚书右仆射、道国公，赐谥号为忠，命虞世南为他撰写碑文。见他住宅简陋，担心没有地方进行祭祀，唐太宗还特命官府为他设立家庙。

　　具体到戴胄所说的这句话的语境，是贞观元年，朝廷大量选拔举荐官员。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唐太宗曾下过命令，说凡是以前在资格资历方面有造假欺骗的行为必须自首，否则就是死罪。有一个伪造资历的官员心存侥幸，没有自首，结果被发现了。大理少卿戴胄并没有按照太宗的意思判处这个人死罪，而是依法进行处置，并将此事上奏朝廷。唐太宗很不满意，说我下过命令，不自首的就要处死。你现在不判处他死刑，这不是打我的脸吗？戴胄说因为伪造资历就杀人，明显不合乎法度。如果您要自己杀他，这事我管不了；但是如果要让我办，我就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做。太宗说：“你自己守法，就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说信用有大有小。法律承载着国家的信用，是大信用；陛下您说的话很多时候只是个人一时情绪的表达，是小信用。隐忍自己一时的愤怒而成全法律的公正、保全国家的信用，这事不丢人。就算是打脸，这脸也打得值啊。唐太宗到底是个开明的君主，听戴胄分析得有道理，不但接纳了他的建议，还对他提出了表扬，说有你这样的人纠正我的过失，我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了。

　　“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这句话中，天然地包含着“善治”与“良法”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戴胄在其本来的语境中只注意到了其中“善治”的层面，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则把“良法”这层含义深刻地揭示出来，并以“宪法就是布最大的公信于天下”的引申呼应了中国悠久而优秀的“天下为公”的政治传统。这是对元典的创造性使用，是为传统话语赋予现代精神、使其进入现代生活的一个优秀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