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详解版）

　　2019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这一名句。习总书记说：“苏轼在《思治论》中说：‘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意思是，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这次全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很多都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空白点和薄弱点，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出自苏轼的《思治论》。

　　关于苏轼，我们此前有所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在这里只特别说明一点，就是苏轼是一个多方面的人才，只不过他多方面的才能都被他盛大的文名所遮蔽，这实在是一件有些遗憾的事情。今天的研究者，在西方“诗歌”“小说”“散文”“戏曲”的四分法框架内，基本上只关注纯文学性质的作品。实际上，古代的文人与士大夫阶层是高度重合的一个群体，而古代士大夫着力最深的文章恰恰是政论；而要说宋代政论写得最好的，苏轼绝对是首屈一指。从他所留下来的政论文章来看，他对于治国理政，是有一套完整而稳健的方法的；其于世道人心，也是有深刻的洞察的，假如神宗能够任用苏轼，或者中国文学损失了一个文学天才，但收获的可能是当时的苍生之福，也未可知。

　　这篇《思治论》，就是苏轼政论文的代表作品。苏轼做这篇政论的时间是宋仁宗嘉祐八年也就是公元1063年，当时苏轼36岁，正在凤翔任职。此前，仁宗朝也曾经发布过很多政令，希望改革，其中比较大的一次，就是由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但效果都不理想。苏轼有感于此，于是写了这篇《思治论》，希望对朝廷有所裨益。

　　策论名为“思治论”，自然就要对“治”有所解释。“治”是和“乱”相对而言的。这对互相对立的范畴来自于先秦儒家，如《礼记．乐记》：“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荀子·大略》：“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等等。随着时代的演进，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汉光武帝刘秀广泛任用儒者充任朝廷官员之后，儒家学说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广泛，“治”与“乱”也就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最大的、也是最为广泛认同理论范畴，其内涵和外延也变得日益丰富。一个时代能够称为“治世”，大体包括政治统治清明、军事力量强盛、人民生活富足、社会风气良好等条件；反之，如果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百姓倒悬，就被称为“乱世”。总而言之，“治”与“乱”是一对极富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范畴，是对某一时代政治的最终极而全面的综合评价。

　　苏轼的策论名为《思治论》，这就表明，它所谈论的并非某现实政治的单个问题，而是对于当时政治的一个总体性思考，因此，它也是苏轼政治谋略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体现。全文约2000字，根据大意，可以约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开宗明义提出当前朝廷所面临的自宋朝开国不久就存在、而在此后的统治中越来越严重、屡次改革仍然不见效果的三个根本性问题：“无财”也就是财用不足；“无兵”军队战斗力太弱，“无吏”也就是基层公务人员素质不高。

　　第二个部分，指出朝廷屡次改革却仍然不能将其解决的根本原因，并指出解决的方法。苏轼认为，朝廷之所以数十年来都没有解决好这几个问题，就在于所谓“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每次改革都没有很好地进行谋划，而没有谋划好，也就很难获得成功，这样恶性循环，所以后来的改革也就越来越不成功。针对这一情况，苏轼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概括起来就是三点：首先是仔细规划，对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要做到目标明确、规划周全；而后是拣选英才，一般是专任一人、全面负责；最后是百折不挠、雷打不动的执行态度，绝不能因为个别的反对声就朝令夕改、半途而废。

　　第三个部分，是指出在具体解决问题时所应注意的一些策略和态度问题，包括坚定的决心和信心，以及对人心的体察和利用等。在这一部分，苏轼特别强调了君主的决心和意志的重要性，所谓：“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

　　那么，苏轼所总结的原因是否切入肯綮？提出的改变措施是否切实可行？所提点朝廷需要注意的事项是否抓住了重点？我们可以以此前若干年前的庆历新政来加以验证。熙宁变法开始的时候，仁宗本人也好、主持改革的大臣也好，都没有提出一个明晰的目标，对变法的效果没有明确的预期与规定；朝廷对范仲淹等人缺乏强有力的支持，对变法的态度也显得犹豫，一旦反对声稍大就马上调整人事，政策也朝令夕改，而所有这些都动摇了基层官员执行新政的决心与力度，在这种情况下，新政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所谓“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举而无功则疑，再则倦，三则去之矣。”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开始没谋划好，后来也没有获得成功；因为不成功，所以后来也就心生厌弃而不谋划了。人之常情，是一次不成功就心生怀疑，两次不成功就心生厌倦，三次不成功就会离开。经历过这次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此后的改革就更加难以成事。将苏轼的主张印证于宋代的政治实践，就会发现苏轼对当时政治的分析确实是非常精当的。

　　在对《思治论》进行了较为完整的了解之后，让我们再具体来到“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这句话。它见于文章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其完整的语句是：“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意思是：古代那些成功的人，他们能向最难处进发，追求最远大的目标，靠的是什么呢？苏轼的回答是：“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也就是说，在目的已经明晰、规划已经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当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够获得成功。为了说明这一点，苏轼举了一些历史上成大事者的例子。比如商鞅。商鞅当初在秦国变法，别的不说，以其中的两项而言，比如废掉原来的世卿世禄，改为按军功授爵；比如剥夺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改由政府派出的官僚进行管理，这就动了多少老贵族的利益，遭致了多少人的刻骨仇恨和坚决反对啊！但商鞅一旦谋划已定，便抱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态度，直面所有阻力，不再有任何的逡巡与退缩，甚至太子触犯法令，商鞅也毫不犹豫地惩处了太子的老师，使得变法得到了很好的施行。这就叫“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当来自太子的阻力都被搬走，其余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商鞅变法十年，秦国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西方的小国一跃而为天下的霸主。又比如当初苏秦合纵六国对抗强秦，大家都认为他的计划迂腐透顶，可是苏秦四方奔走，不辞辛苦地游说诸侯之间，真的就把这事情做成了；又比如当年韩信带领三万士兵，和高祖约定北攻燕赵，东打齐国，南克楚国，而后在西边的荥阳会师。大家都认为韩信是在吹牛，但韩信一旦下定决心，就坚定不移地按计划行事，逢山开路，遇水叠桥，最终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们成事的原因，都在于他们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远见与勇气。而之所以必须有这种勇气与决绝的原因，苏轼也做了一番解释，就是“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如今想做成一点什么事情，就算事情不大，想成事的人不多，想破坏的倒是不少；事情成功的迹象常常不多，失败的苗头倒是不少。假如在上位者没有决断，又怎么会获得成功呢？用现在经常说的话就是，每一条成功之路都是荆棘铺成的，如果没有披荆斩棘的勇气，就算脚下的路是对的，你也是走不到头的。

　　苏轼所发的议论，针对的是北宋特别是仁宗一朝改革没有取得成功的情况，但议论中所含有的那种谋定在先，而后就应当坚定不移地去执行的见解，无疑是易地易时而皆然的道理。所有的变革，都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或观念，都不会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当今中国也是如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我国的改革发展形势正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但越是到改革深处，越要但担当作为、蹄疾步稳、奋勇向前，不能有任何停一停、歇一歇的懈怠。“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面临各种风险挑战，面对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正确的方法只能是坚定不移地与时俱进，提高改革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抓落实，坚定不移地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就一定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