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 （详解版）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这段话是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出自南宋张栻的《论语解·序》。

　　张栻（1133年——1180年）字敬夫，后避讳改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谥曰宣，后世又称张宣公。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南宋初期学者、教育家。张栻这个人，现代的一般听众可能并不太熟悉，不过做两点提示，大家对他的兴趣和认同就一定会油然而生。第一点是他的家世。张栻的远祖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西汉开国功臣留侯张良；父亲是南宋名臣、抗金派政治领袖右相张浚。这两个人，不但在身前大名鼎鼎，身后也是万古流芳。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很容易就会把自己放在那条最优秀的民族文化的系统之中，这就是古人所谓“家声”的影响力了。第二点，是他的学术成就和巨大的影响力。张栻的学问自成一派，当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他于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主管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我们现在一般人在南宋理学家中只知道朱熹，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清统治者指定朱熹所修撰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若论学术建树，张栻其实并不在朱熹之下。

　　张栻的著述很多，如《论语解》《孟子说》《南地易说》《南轩先生文集》《诸葛武侯传》《南岳倡酬集》等。在这些著述中，《论语解》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开始撰写于乾道三年（1167）前后，成于乾道九年（1173），故又名《癸巳论语解》。该书著于不惑之年，是张栻思想成熟期的代表作，是研究其经学和理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具体到“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这句话，则是张栻在《论语解·序》中谈到知与行也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时而发的，其相对完整的语境是：“历考圣贤之意，盖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就是：考察孔孟等圣贤对于知行关系的看法，都是既强调知，也强调行，希望学习的人能够二者兼顾。一般来说，在行动之前，人们肯定是要以一定的认知作为先导的，但这种认知，一定不会是那么深入、细致的；只有在实践之中，人们才能真正获得更高层次的认知。相应地，人们比较初级认知指导下的实践，肯定不会那么完美，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实践的能力也会有一个逐渐的提高。认知和实践，就是这样一个相互需要、相互激发的关系。

　　关于“实践”，黄干在《朱子行状》里说：“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朱子认为穷理之外，更要注重践实（即躬行实践）及居敬为主要的修养功夫。他曾说：“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知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由此可见，朱子认为，知而不行，即证明所知还浅，所知还不够透彻。他对于“践实”与“力行”非常重视，绝不像一般人所评论说朱子崇尚空谈，不重实行。

　　认识到的理论只有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的发展，才能体现其价值。反之，实践又会使人们产生新的认识，促进认识的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前进的。而实践作为认识的起点和终点，是尤为重要的，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重视实践、落实到实践中去。

　　张栻的判断，实际上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第一，他首先肯定了以二程为代表的“知在行先”这个流行说法的合理性。这也是符合我们的日常观察和实践的。虽然我们经常说“认识来源于实践”，但这是就初始意义的次序而言的，而在实际生活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往往是首先获得了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认知，而后才开始我们的实践的。以游泳为例，人类最初关于游泳的知识，肯定是来源于实践的摸索，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则都是先从别人的口中或者对他人的观察中，对游泳的技巧有了初步的了解后才下水的。所以，张栻肯定“知常在行先”，是符合客观社会生活实际的判断的。

　　第二，在承认“知常在行先”后，张栻又特别强调了实践对于认知的重大作用。因为人们在实践之前所获得的“知”，只是一种初步的认知，这种初步的认知，由于缺乏实践的磨练和自身的体验，注定是不够精细的；只有经过实践的磨练，我们对一件事物的认知水平，才可能达到比较深入细致的程度，这就是所谓“行之力则知愈进”。还拿游泳说事，就是一个人如果不下水实践，就算你记住了别人告诉你的每一个动作要领，你对游泳的认识终究也还是不完整、不精细的。只有经过了自己下水游泳的实践，你才可能真正理解、掌握关于游泳的细节要领，你对游泳的认识也才能更加具体、精确。一个没有下水游泳的人，你根本不可能体会身体在水中所受到的浮力和阻力，不可能体会到肢体动作与水的微妙互动，就算是你阅读了关于游泳的所有书籍，看过了关于游泳的所有视频，怎么能说你“知道”游泳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三，张栻还指出，实践会促成认知的提升，而提高了的认知，反过来又会对实践产生更高的指导作用，这就是所谓“知之深则行愈达”。并且这种不断互动、互相激发的关系，贯穿在整个认知与实践的过程之中，就是所谓“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我们还是以游泳为例。每次下水之后再上岸总结琢磨，我们都必然获得关于游泳的进一步认识，带着这种提升之后的认识再次下水，则游泳的技能也必将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如此循环，则对于游泳的认识和技巧才能最终达到完善与精熟的地步。

　　知与行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宋明之际的哲学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宋代，比较权威的是程颐程颢兄弟的“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的说法。张栻在扬弃二程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知行互发”，则是站在了以往成果基础上的更高成果，是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科学判断的。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张栻虽然指出了知与行的关系是相须互发、不可偏废，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氛围中，张栻的主张实际上是偏向于“行”也就是实践的。因为在张栻看来，自宋朝以降，中国的儒学受佛教的影响太深，儒者大多强调主静，强调对“道”的体认，在社会实践方面则有所缺失。在更多的时候，张栻更强调行的重要性，力主躬行，反对离开行去谈论知，认为即使君子、圣人，也必须要“躬行”“践履”，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知。他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隐微之际，无非真实，盖所谓存乎德行者也。”又说：“君子主于行，而非以言为先也，故其言之所发，乃其力行所至，言随之也。夫主于行而后言者为君子，则夫易于言而行不践者，是小人之归矣。”也正是因为如此，张栻才会在朝廷需要的时候，不择官阶高低都会出来做事，革除贪官污吏、造福一方百姓，积极投入到服务社会的实践之中；朝廷不任用他的时候，就会将自己的一腔热忱投入到对后学的教育实践工作之中，以期能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可用之才。他的努力不但为岳麓书院奠定了务实的学风，也为此后办学树立了楷模；而湖湘学派也在他的影响下渐成规模，为后世涌现出一批经世济民的儒者奠定了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是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引用张栻这一番话语的。讲话总结了九条改革开放40年得到的宝贵经验，这九条经验是：第一，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第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第四，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五，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第六，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第七，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八，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第九，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这九条宝贵的经验，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认知和尊重，中国的发展就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就失去了源泉活水。这之间的关系，正是对张栻“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的完美印证；而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与活力，也藉此得到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