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患不知其过（详解版）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这句名言是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指出：“‘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要把‘改’字贯穿始终，立查立改、即知即改，能够当下改的，明确时限和要求，按期整改到位；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盯住不放，通过不断深化认识、增强自觉，明确阶段目标，持续整改。整改落实要防止虎头蛇尾、久拖不决，防止搞纸上整改、虚假整改，防止以简单问责基层干部代替整改责任落实，防止以整改为名，层层填表报数，增加基层负担。”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这句话出自韩愈的《五箴（并序）》，意思是人最怕不知道自己的过错，既然知道过错又不能够改正，说明他是没有勇气的人。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因自称为昌黎郡望，所以世人称其为“韩昌黎”、“昌黎先生”。韩愈是唐代中期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他于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及第，此后历任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晚年官至吏部侍郎，故世人又称其“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后人又称其“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在文学领域，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杰出的实践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誉，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在思想领域，韩愈是唐代最为重要的大儒，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他提倡道统，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韩昌黎集》传世。

　　“箴”是古代的一种重要文体，即用简明、整齐并且协韵的语句，来说明历史的经验或者人生的哲理，具有深刻的教育和自我教育意义。《五箴》是韩愈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谪居阳山时所写的表露自己真情实感的自戒之作，这五条箴言分别是“游箴”“言箴”“悔箴”“好恶箴”“知名箴”，针对自己目前存在的荒废时日、言多有失、行多可悔、好恶失当、爱慕虚名等五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立下了改进的目标。具体到习总书记所引用的这句话，则出自《五箴》的总则，它被放置于具体的箴文之前，说明了作者何以立下这五条箴言的缘由，表明了自己对待错误的态度，以及改正这些过错的决心。其相对完整的上下文是：“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发之短者日益白，齿之摇者日益脱，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为小人也，昭昭矣！做《五箴》以讼其恶云。”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人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失而不能改正，这就是没有勇气。我今年三十八岁了，白发越来越多，牙齿越来越少，眼睛耳朵越来越不好使，品德品质越来越有悖于仁义，离小人越来越近，而距君子越来越远，迹象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写下了《五箴》痛斥自己的过错。

　　很多人在看到韩愈的《五箴》后，恐怕都会有一种怪异之感。原因很简单，在后世人看来，韩愈绝对是一个道德文章都非常出色的人，特别是在宋人眼中，孔孟以下，就要数到韩愈韩昌黎了。比如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就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是多么崇高的赞誉啊！但在韩愈自己笔下，却是一个浑身都是毛病到有些不堪的人了。那么，韩愈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荒废时日、口不择言、行为失当、品质低下、爱慕虚名的人呢？答案是否定的。从已知的所有材料中，我们可以非常负责地下一个断语，就是韩愈是配得上后人对他的赞誉的，无论是道德人品，还是所取得的成就，都足为后世典范。

　　既然如此，为什么韩愈会对自己如此不满呢？这就涉及到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对自身过错的态度了。

　　众所周知，儒家学派是一个对自身修养极其重视的学派。作为儒家学说的纲领性著作，《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所谓“八条目”，其中前四条是“内修”，后四条为“外修”。“

　　那么，什么是“修”呢？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修”的本意进行了解释。按照段玉裁的解释，“修”有两意味：一是“修者，饰也”。这个饰，其实就是今天擦拭的“拭”，由物体经过擦拭而变得光洁，又引申出装饰的意思。和而言之，就是段玉裁所谓“不去其尘垢，不可謂之修；不加以缛采，不可謂之修。”二是“修者，治也。引申为凡治之称。”而后段玉裁又举了个例子加以说明，“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修”字明了了，“修身”的内涵也就清楚了。简单来说，它饱含着三层意味：一是就像擦拭掉物体表面的脏东西一样擦拭掉自身的缺点和毛病；二是用美好的东西装点自己；三是行事注意分寸，既不是过，也不是不及。审视这三个义项，我们就会发现，第一点和第三点其实都涉及去除广义上的“改过”，由此也就不难看出，儒家对于改过这件事是多么重视。

　　正因为儒家学派对于改过这件事特别重视，所以作为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以道统传承者自命的韩愈，自然就会对自己的过失特别敏感。

　　当然，我们说儒家对于“改过”这件事特别重视，并不是说儒者之外的其他人就对改过这件事不重视。恰恰相反。实际上，儒家学说既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又是影响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所以，重视改过，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关注之点。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典籍中，关于“改过”的格言警句也就俯拾皆是，触手可得。远的，如《周易》的“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论语》中就有“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近的，如《资治通鉴》的“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的“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而几乎所有这些话语强调的其实都是一点，就是韩愈的“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犯了过错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是否正确认识和对待过错、能否弃恶从善。

　　《世说新语》中就有周处知错就改的故事，周处年轻时，为人蛮横强悍，任侠使气，义兴的百姓称当地山中的白额虎、河中的蛟龙和周处是三大祸害。有人劝说周处去杀死猛虎和蛟龙，实际上是希望三个祸害相互拼杀后只剩下一个。乡里人本来以为周处必死无疑，结果周处杀死了蛟龙从水中出来了。他听说乡里人以为自己已死而庆贺的事情，才知道大家实际上也把自己当作一大祸害，因此，有了悔改的心意。于是便到吴郡去找陆机和陆云两位有修养的名人。而当时只见到了陆云，他就把情况告诉了陆云，感叹自己想改过却荒废了时间，到现在一事无成。陆云却说：“古人珍视道义，认为‘哪怕是早晨明白了道理，晚上就死去也甘心’，况且你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再说人就怕立不下志向，只要能立志，又何必担忧好名声不能传扬呢？”周处听后就改过自新，终于成为一名忠臣。

　　又如曾国藩，他年轻时，按照自己的说法，也是个“满身恶习、举止轻浮”的人。可贵的是，他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种种不足并决心改正。他的方法之一就是写日记，自剖劣迹，示之于人，使之成为一种修身方式。依靠他改过的决心和自律的行为，其道德之境和处世之道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善于纳谏的唐太宗李世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庄王，等等。

　　知过，还要改过，知而不改，那“知”还有什么意义呢？王阳明说过：“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过而不改的反例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坏习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左传》当中，晋灵公不行君主之道，暴虐无度，滥杀无辜，臣下士季劝他不要这样。晋灵公说：“我知道了，就要改正”，却依旧我行我素，最终被臣下杀害于桃园，落得个惨死的下场。而在《国语》当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召穆公劝周厉王能够虚心接受民意，厉王反用手段阻止民众进谏，民不敢言，厉王以为这样就能消除民怨了，最后却同样把国家送进灭亡的道路。可见，知过与改过是具有一致性的。

　　从历史回到现实，如习总书记所言，“应该看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

　　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才能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再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是党中央积极踊跃的自我革命精神，也是向全党发出的自我检视的时代要求，更是不断立根铸魂、纠正偏差的行动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