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详解版）

　　2019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引用了这句名言。习总书记说：“我们应该追求热爱自然情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拒绝奢华和浪费，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要倡导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让生态环保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要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句话的出处，是唐代著名政治家陆贽的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这句话的大意是，对于自然和社会产出的各种资源，要有限度地索取、有节制地使用，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不作长远的规划和打算。

　　陆贽（754年－805年），字敬舆。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中进士，德宗即位后，由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此后累迁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为相时，指陈弊政、废除苛税。贞元十年（794年），遭构陷后罢相。永贞元年（805年）在忠州去世，年五十二。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宣”。

　　陆贽为中唐名相。在主政期间，面对危急的时局，他敢于指陈时弊，筹划大计，为朝廷出了许多善策。他对德宗忠言进谏，建议德宗广开言路、任贤废恶、储粮备边、消弭战争。特别是在藩镇叛乱举国动摇的情势下，更是规劝德宗下诏罪己，为其起草了诚挚动人的诏书并颁行天下，前线将士为之感动，有的听到后痛哭，叛乱者亦上表谢罪。由于他善于预见，措施得宜，力挽狂澜，唐朝摇摇欲坠的局面才得以转危为安。其学养才能、品德风范，深得当时及后世称赞。

　　古代的士大夫群体和文人群体是高度合流的。作为文人，陆贽工于诗文，但他最擅长，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要首推政论。其政论文章见地高远，说理透辟，文字流畅，对后世影响很大，比如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就非常推崇陆贽，他在《资治通鉴》中引用陆贽的政论竟多达三十九篇，这在《资治通鉴》中是绝无仅有的。又如大文豪苏轼，也对陆贽推崇有加，说他“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南宋大儒朱熹也说“陆宣公奏议极好看。这人极会议论，事理委曲说尽，更无渗漏。虽至小底事，被他处置得亦无不尽。”从这些人的评价和推崇，我们就不难感知陆贽政论文的成就与影响。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即出自陆贽的奏议名篇《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这封奏议作于公元794年，也就是他担任宰相的最后一年。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地。由于长期用兵，兴师动众，百姓的徭役、赋税也日益残酷，纷纷破产。大唐民困国穷，财政枯竭，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日益激化的矛盾，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危机，陆贽上疏提出了《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强调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重要性，系统地阐述了恢复和发展经济，进行政治改良的思想。该篇奏议长达一万余字，共分“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论税期限迫促”“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六条，对当时的财政税收领域存在的若干问题，特别是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对百姓盘剥太过的问题进行了反映，并就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奏议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了陆贽节用爱民的思想，以及对于民生问题的基本主张，见地深邃，畅达恳切，警句迭出，是陆贽奏议中的名篇。

　　具体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见于《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的第二条“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其相对完整的上下文是：“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土地的产出是有定数的，人力的生产是有极限的。索取有限度，使用有所节制，就会有所盈余；索取无度，使用不加节制，难免陷入匮乏。出产多少决定于上天，但使用多少则完全取决于人。所以贤明的君主制定章程，从来都是量入为出，这样即使遇到灾难，也不会陷于困难之中。衰退的世道则不是这样，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索取，从来不考虑民力物力的枯竭。”

　　这段上下文，其实就把“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原因和重要性都交代得非常清楚了。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统治者能够坚持这一点，对于调节人类特别是统治阶层几乎无尽的欲望与有限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为陆贽所提出，但其中所蕴含的“量入为出”的理念，却是古已有之。实际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先贤们就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类似的理论主张。例如《管子》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它说：“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慎子》一书中也有所谓“圣王在上，则使人有时，而用之有节，则民无疠疾”的说法。当然，这里所说的“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使人有时，而用之有节”，更多强调的是君对民的取用关系，而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意义，在这里体现得并不明显。

　　直到后来，孟子继承了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虽然这一言论的目的在于宣扬王道，但强调“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要求有节制地捕鱼、根据时节伐木，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思想。而孟子的这一思想，后来也为荀子所继承和发挥，因此也就有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地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的说法。

　　到了西汉初年，贾谊将这种对于自然的取用既要有时节的规定，又要有数量的节制，明确地概括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由于汉代的儒家学者非常强调要根据时令节气，有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所以他们普遍接受了贾谊所提出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生态理念，并且这种理念对后世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南朝著名天文学家何承天就曾在他的《达性论》中说道：“若夫众生者，取之有时，用之有道，行火俟风暴，畋渔侯豺獭，所以顺天时也。” 到了初唐时期，关于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仍与汉代一样，大都表述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直到陆贽出现，“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才正式转变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不过，无论是“取之有时”，还是“取之有度”，它们所传达的精神内涵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具体话语的不同。

　　无论陆贽也好，还是管仲、贾谊也好，他们表达类似的语句，反映的都是中国古典经济学中普遍信奉的“量入为出”的平衡理念。这种理念在过去被普遍信奉和强调，可能更多的是因为资源的短缺、生活的贫困而做出的无奈、被动的选择，也许其中还包含着对维持社会生态平衡的责任考量。但是，即使在物质生产相对丰盈的现在，也依然没有过时。它既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又成为当今建设良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在客观上有助于培养国家、社会所提倡的“绿色消费观念和绿色消费习惯”，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必要的生态张力。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自然和人类应当是和谐共存的，我们今天的坚持以及各种付出也应当是值得的。大自然既然已经毫无保留地向我们敞开怀抱，那么我们也要始终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确保荣辱与共、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我们要做好大自然的“代言人”，讲好保护自然的中国故事，厚植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人文情怀，从身边人、身旁物、小事点滴中感悟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之美。“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答好“自然之卷”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坚持“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才能更好地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一汪碧绿的清水、一片耀眼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