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详解版）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句话是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理想信念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我们要经受‘四大考验’，抵御住‘四种危险’，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正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坚定‘四个自信’，最终要坚信共产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我们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心要想着远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持续开展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有效管用的，要继续坚持。”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句话，出自《古诗十九首》，意思是人生短暂，不足百年，却总是忧心忡忡于遥不可及的事情。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古代文人五言诗的选辑，由南朝萧统从从传世无名氏的古诗中选录十九首而成，并编入《文选》当中。这十九首古诗原来没有题目，后人把每一首诗的首句作为标题，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见到的题目，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等。《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用游国恩先生的话来概括，就是：从内容上来说，《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的政治社会生活在文学领域的反映，体现了那一动荡时代，人们对于现实生活和内心要求的矛盾、痛苦和感伤。从艺术上来说，《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情景相生臻于水乳交融之境；善用比兴，言近旨远，含蓄蕴藉而余味无穷；语言浅近自然而又极其精炼，含义丰富，耐人寻味。《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是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刘勰在《文心雕龙》当中称之为“五言之冠冕”，钟嵘在《诗品》中称其“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它们：“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都是对它们准确而恰切的评价。

　　具体到习总书记所引用的这句诗，则见于《古诗十九首》中的第十五首《生年不满百》。全诗是这样的：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人生短暂，不过百年，可是却常常自寻烦恼，整天为那些遥不可及的事情忧心忡忡。白天那么短，夜晚那么长，为什么不点起蜡烛，抓紧游玩，享受人生的快乐呢？人生在世，就该及时行乐，不要总想着将来如何如何。你看那些守财奴，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人死了钱没花完，除了后人的耻笑，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像王子乔那样修真成仙的事情，也很难得到实现。

　　诗歌的主题一望而知，就是所谓“及时行乐”。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这种人生态度很好理解，社会的动乱让士人深感前途无望，性命的得失往往只在须臾之间，求仙访道又杳不可得，与自己有限的人生比起来，那些高官厚禄，金银珠宝又算得了什么呢？不如及时行乐，寄情于林泉之间。

　　但是，说这样的人生态度“很好理解”，却并不是说这样的人生态度就值得赞许。这样的人生态度，更应当看作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现实状况的抗议；旷达狂放的表面之下，其实是人生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实际上，这种人生态度，既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更不符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品格。那么，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又会在中纪委的讲话中引用“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一典故呢？

　　这就涉及到“反用典故”的修辞手法了。用典是我国传统的修辞手法。典故的使用，对于塑造形象、烘托气氛、创设意境等，都有着很好的作用。使用典故，除了比较常见的明用、暗用、正用之外，尚有“反用”这一手法。反用典故，就是按照典故的原有之意反其意而用之，这样就能起到出其不意、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这一手法，古人称为“翻案法”，用诗人杨万里的话来说，就是“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经典的例子，就是王安石的《明妃曲》对昭君出塞典故的反用。在原有的典故中，说到昭君所以出塞，是因为毛延寿索贿不成所以把昭君画丑了，但王安石却偏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说到昭君到了单于那里整日悲悲戚戚，思念汉朝，但王安石偏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贵在相知心。”这就传达了与原有典故完全不同的信息。习总书记对于“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反用也是如此。站在汉末失意文人的角度而言，这个“忧”就是个人忧虑，并且这个忧虑因为时局动荡、生命危浅而显得苍白和无意义；但出于伟大而高远的追求，以一种更长远的目光去看待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则这个“忧”就成了“忧患”。习总书记对于这一典故的反用，既接续上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忧患意识，又与党的使命以及当前国内国际形式完美契合，堪称巧妙。

　　“忧患意识”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源远流长而厚重深沉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为根本的基调之一。这种深沉的文化烙印，可以说在中国文化的生成期，就已经烙印在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了。在中国文化典籍中，地位最为崇高的，无疑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了。《周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不是杞人忧天，不是面对危机而束手无措的恐惧，而是在太平无事的时候依然保持警醒，在局面大好的情况下也依然不得意忘形，始终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戒惧，预先为可能到来的危机做好准备，这也就是《系辞》中说的：“君子居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按照徐复观先生的表述就是：“（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

　　这种从中华文化源头起就携带的文化基因，此后就一直贯穿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春秋战国时期，面对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百姓倒悬的局面，几代知识分子都在苦苦求索解决之道，而他们的思想中，往往也都蕴含着深刻的忧患意识，这也就是《庄子·骈拇》中所说的“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而在众多的学派中，又以儒家的忧患意识最为深沉而强烈。如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都是在强调忧患意识对于从国家到个人的重要。儒家的忧患意识背后，是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分不开的。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他们敢于以天下为己任，承担起救世补天的重大使命。孔子说“知其不可而为之”，孟子说“杀身以成仁”，都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这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精神，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最积极的因素，也是后世志士仁人汲取精神力量的最为重要的源泉。而因为儒家学说在汉代之后就成为中国思想的正统，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心灵状态的塑造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也就被一脉传承了下来。在唐代，是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在宋代，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明清，是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近现代，是孙中山的“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当然，也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忧患意识不是无谓的杞人忧天，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愤世嫉俗，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在顺境中的自我警醒，逆境中的奋发有为。中国文化能够历经数千年而薪火相传，经历重大危机而浴火重生，与中国文化中深沉的忧患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

　　创立于风雨如磐、内忧外患的近代，以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历来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基于对中国革命、国家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深刻认识与具体实践，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对当时所处时代背景下的各种风险进行了战略思考并着力加以应对。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入分析国内和国际形势，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正确认识社会矛盾风险期，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努力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凸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体现了稳中求进的辩证智慧，对于我们准确判断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及时采取应对之策，化挑战为机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战略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的：“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面对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战略主动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