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详解版）

　　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话题时引用了这一名言。习总书记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出自《庄子·齐物论》。

　　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城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生于约公元前369年，卒于约公元前286年，是我国伟大的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人们一般将老子与庄子并称为“老庄”，将他们视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确实，庄子对老子的态度是拳拳服膺的，在自己的著述中，庄子也经常援引老子的话语，他的学说深受老子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庄子在受到老子影响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很强的独立性，与老子的学说构成了明显的差异。而最核心的差异，就是老子学说的根本指归其实与法家、儒家、农家等大多数思想家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建立一套理想的政治，因此都属于伦理政治型哲学，但庄子的根本指归却是求得“逍遥”也就是心灵的绝对自由。正是这个根本的不同，造就了庄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极其特殊的地位，以及他对后世审美文化的极大影响。

　　庄子一生的思想学说主要收录在《庄子》一书中。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子》共三十三篇，分为《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对于这三十三篇的真伪，大多数学者认为《内篇》七篇为庄子本人所著，《外篇》和《杂篇》为庄子的门人和后学所著。可以这样说：《庄子》是一部辑录了以庄子为中心的原创理论，又包括其门人、后学某些发展变化了的思想的庄子学派的文集。

　　提到《庄子》一书的内容，很多人会认为它如同“逍遥游”一般宏大辽阔，不大“接地气”。其实不然，《庄子》中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是与现实社会紧密相关的。

　　先说政治思想。

　　前面讲到，庄子生活的时代充满了战争和尔虞我诈，对于这种无道社会，庄子是非常厌恶的。他向往一种“至德社会”，这种社会没有等级差别，一切都是自然质朴，不仅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和谐的，就连人与禽兽之间也能和平共处。然而，受到时代局限，庄子眼中的“至德社会”就是质朴宁静的原始社会，这实际是对原始社会的美化，当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除了政治理想外，庄子还提出具体的政治措施。一是要顺应自然，无为而治，这就是要人们依照事物或事件的发展规律行事，不要以个人的主观成见看问题。二是反对独裁。庄子认为如果一切法度都出自君主个人意愿，那么要想把国家治理好是十分困难的。三是正己、用人。庄子提出统治者想正人必先正己，还要选拔“能其事者”担任各级官员，这与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

　　再说哲学思想。

　　庄子的哲学思想秉承老子而有所发展，特别体现在对“道”的认识上，因此被后人称为“老庄哲学”。在老子的基础上，庄子把“道”推广到社会生活及人性人格上，主张万物平等、物我平等，提倡摒除成见，顺应自然。此外，在老子有关无与有、小与大、短与长、柔与刚、弱与强等事物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基础上，庄子突出了事物之间的共同性以及相异性的相互转化，创建了“相对论”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推动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进程。庄子还向往和追求精神的自由，对于如何迈入精神自由之路，《庄子·逍遥游》中有着形象的描述。在庄子看来，一个人只有破除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在利益面前“无己”，在事业面前“无功”，在荣誉面前“无名”，才可能实现身心的自由。这实际上就是“勿忘初心”，体现了庄子的做人处事哲学。

　　具体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句话，则出自《内篇》中的《齐物论》。其相对完整的上下文是：“夫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历史上对这段话的翻译很多，在众多的翻译中，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流沙河的《庄子现代版》的翻译最能得庄子大意。流沙河先生是这样翻译的：秋天野兽换新毛，毛端可以说是细小到了极点，但与物质基本粒子比如中子、质子相比较的话，也可以说是大到极点了。泰山当然很大，但如果与浩渺无尽的宇宙相比较的话，也可以说是小到了极点。出生不久就死去的婴儿当然很短命，但如果与细菌病毒这些微生物相比，也可以说是寿命长到了极点。传说中的彭祖活了一千多年，可以说得上是寿星了，但如果与太阳月亮相比较的话，那就短暂得不值一提。可见个体的大和小，寿命的长与短，都是相对而言的。万事万物都存在于大自然中，根本没必要有截然的分别。我们所执着的那个“我”也是这样。大自然造就了天地，也造就了我，我与天地万物共同存在，统一于大自然之中。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出处和大意基本就是如此。这句话出自《齐物论》，当然是作为阐释其“齐物”思想而存在的。所谓“齐物”，大意是说万物在本原上都是浑然一体的，并且不断向其对立面转化的，所以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作为《齐物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庄子说这句话的本意，就是通过讲万事万物的区别都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从而达到破除人们的执着与成见，从而让心灵达到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但它的意义，还远远超越了庄子所要表达的哲理意蕴本身。这就是其所蕴含的“万物一体”的思想，为今天的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考与借鉴，具有重要的生态伦理价值。

　　众所周知，自从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我们生存环境所遭受的破坏就以一种加速度在进行着。我们用一个衡量环境的常用指数——地球生命力指数，就可以非常清晰地说明这一点。

　　所谓地球生命力指数，是衡量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定量指标，它也可以衡量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包括陆栖指数、海洋指数、淡水指数。地球生命力指数跟踪了1970年—2008年2688个脊椎动物物种（包括不同生态系统和地区的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及鱼类）约9014个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得出的结论是与1970年相比，2008年的地球生命力指数总体下降28%，其中陆栖指数总体下降25%，海洋指数总体减少22%，淡水指数总体下降37%。这些数字都在传递着一个清晰而迫切的信息：人类的生活方式已经严重超过了地球的承受能力，人类必须改变生活方式，让消费与自然界的再生能力相当并妥善处理废弃物；否则，后果将不可挽回。

　　中国的情况也不乐观。用前国家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的一段话来说就是： 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5%，但消耗了占世界20%的能源，煤炭消耗量占全世界的一半（50.2%），钢铁、铜等消费也占世界的40%以上。发达国家几百年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在我国40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表现，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非常严重，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环境安全的问题时有发生。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资源能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要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要困难。

　　技术的进步无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帮助。但是，仅仅幻想从技术上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够的。实际上，人类都生活在自己的观念之中，是观念指导着行动。现代工业来自于西方，其背后的指导思想是主客体二分，作为主体的人类，对自然这个客体的基本态度就是征服与改造。从客观上说，正是这种主客体二分的态度，使得人类在最近的30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造就了今天辉煌的工业文明。但是，所谓物极必反，也正是这个思路指导下的对自然的征服模式，导致了现在的生态危机乃至人类的生存危机。虽然西方世界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1987年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也就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影响深远的概念，但总体来说，这个说法还是偏重于技术与理性，充满着人类中心主义，而缺乏对自然的敬畏与亲近。而人是感情动物，仅有理性的说服是不够的。而正是在这个方面，包括庄子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所贡献的“万物一体”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用哲学泰斗、北大著名学者张商英的话说就是：“我以为中国人讲的‘万物一体’实即万物不同而一体相通。这个‘一体’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也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而是天地万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句话，就是相通）的网络之整体，它不是超时间的超验的静态的整体，而是在时间之内的、包括人生经验在内的不断流变的、动态的整体。”“‘万物一体’乃万物之根本，人生之根本。只要把“主体—客体”关系置于人与世界融合为一的“万物一体”的指导之下，人就既能发挥自己的自由自主性，又能与人、与自然万物处于和谐、协调的所谓“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下。……‘万物一体’既是美，又是真，也是善：就一事物之真实面貌只有在‘万物一体’之中，在无穷的普遍联系之中才能认识到（知）而言，它是真；就当前在场的事物通过想象而显现出未出场的东西从而使人在未出场者与出场者相通的一体中玩味无穷（情）而言，它是美；就‘万物一体’使人有‘民胞物与’的同类感与责任感（意）而言，它是善。‘万物一体’集真、善、美三位于一体，人能体悟到‘万物一体’，就能产生一种令人敬爱、仰慕的宏伟气魄和胸怀。”

　　现在，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科学的手段，需要合理的政策，也需要人文的理念。“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与纯粹理性的数字和术语相比，这种充满人文气息、能够有效呼唤起人类对自然的亲近与敬畏的理念，无疑更有助于人们主动而自觉地承担人类的义务，讲求生态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