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详解版）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犹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当治也”这句名言是2019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引用的。讲话的主题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在讲话中，习总书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结合新时代新要求，就新时代推动全党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讲话中谈到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四个自我”。在论及“自我净化”时，习总书记说：“要在自我净化上下功夫，通过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古人说：‘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犹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当治也。’治病救人，哪能不吃药，对那些顽症须下点猛药才行，对有病毒扩散风险的肿瘤还得动刀子。”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犹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当治也”出自南宋何坦的《西畴常言》。何坦，字少平，生卒年不详。淳祐十一年（1251年）进士，初任宜黄县尉，因揭露县令臧某暴敛，忤郡守而被罢官。后起用，知将乐县，擢知连州，所到之处，以善治闻名。累迁宝谟阁学士、广东提刑。精于吏治，处事严格，弹劾贪官，不徇私舞弊，以“廉平之行，为岭南首称”闻名。卒谥文定。著有《西畴常言》（又名《西畴老人常言》）1卷，收入《说郛》《百川学海》《南华要旨》等。

　　《西畴常言》共九卷，分别是《讲学》《律己》《应世》《明道》《莅官》《原治》《评古》《用人》《止弊》。从各章节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西畴常言》是一部以讲求“修齐治平”为目的的哲理性著作。从内容上来看，书中既有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箴言，也有关于为人处事的准则；既有为官临民的规矩，也有关于天下治理的建言。从体裁上来看，每卷由若干同类主题的格言警句组成，句段之间虽各自独立，但因为内容上的关联，合而观之，也具有一定的整体性。由于何坦既有亲身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又有敏锐深沉的理性思考，所以书中的很多言论，往往可称饱含智慧的真知灼见。

　　具体到“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犹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当治也”这句话，则出自于其中的《常言·原治》篇。其相对完整的上下文是：“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犹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当治也。溺于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却药屏医而觊疾之自愈也；率意更张而躁求速效，是杂方俱试而幸其一中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天下不能够得到治理，一定是有什么应当革除的弊端，就像人的身体不能安泰，一定是有什么应当治疗的疾病。沉溺享乐，因循苟且，对弊端不加革除，就好比不寻医问药而希望疾病能够自愈；轻率改革，急躁冒进，希望瞬间把一切搞定，就好比心存侥幸地病急乱投医，都不会有很好的效果。简单来说，整段话的意思就是两个：第一，朝廷有了弊端就好比人有了病，有病就得治；第二，治病要讲究方法，拖延不治是等死，病急乱投医是找死，都不对。

　　何坦的见解，深刻睿智，直指要害。而他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深刻的见解，与他所处的年代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何坦的主要政治经历都发生在宋理宗时期。理宗时期的南宋王朝，主要面临的仍然是积贫与积弱两个承北宋而来的老问题，不过两个老问题又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下有新的表现。造成积贫的原因，主要是冗兵冗员冗费；造成积弱的原因，则主要是宋朝一直以来的“崇文抑武”“强干弱枝”。和北宋不同的是，南宋的国土面积更小了，而北方面对的威胁，除了一直以来的传统敌国金国之外，还有日益崛起的蒙古。

　　对于这两个久已存在的问题，理宗是怎样处理的呢？应该说，在不同的阶段，理宗具体的处理手段是不同的。理宗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他在位四十年，仅仅比宋仁宗的41年少一年。他执掌政权的初期，基本上是不问政事，听任史弥远所为。这当然有其不得已的原因。理宗能当上皇帝，完全出于偶然。他虽然也是皇族，但却只是其前任宋宁宗的远房亲戚，因为宁宗与近支皇族皆无子嗣，这才被权臣史弥远从民间带入宫廷。因为出身贫寒，血统也很可疑，就不得不全心全意依赖史弥远，所以史弥远在世时，他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史弥远死去之后，理宗亲政，也做了一番改革，但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没有挽回南宋的颓势，这是他执政的第二个阶段。自此之后，他就心灰意冷，沉溺酒色之中，这是他执政的第三个时期。

　　何坦考上进士，是在淳祐十一年（1251年），这已经是理宗执政的第二十六个年头了，按照阶段来说，正在由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过渡。何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而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看到的就是两点：一是病急乱投医，改革中的不少举措都失之粗率，结果不但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反而使局面更加混乱。比如面对财政困难，宋理宗的措施一是无节制地滥发纸币，这就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比如改革盐政，将食盐的制造和买卖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并且严厉打击民间零星的私盐买卖，这就给经办官吏增加了上下其手、勒索贪腐的机会，政府收入没有明显增加，反倒弄得民怨沸腾，最后也只能草草收场。而面对金国和蒙古 ，宋理宗就更是昏招迭出。在当时而言，南宋与金国是敌国不假，但是，相对于日益兴盛的蒙古来说，金国不但已经不是最危险的敌人，恰恰相反，他们反倒由于共同的压力而有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由相对较强的金国在北方与蒙古对抗，反倒对南宋比较有利。但理宗的选择却是联蒙灭金。这还不算，在灭掉金国之后，理宗为了恢复北宋故都开封、洛阳，又在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发动了“端平入洛”的军事行动，主动挑起了宋蒙之战，结果是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其恶劣后果，就是吴昌裔所指出的：“兵民之物故者，以数十万计；粮食之陷失者，以百余万计。凡器甲舟车，悉委伪境，而江淮荡然无以为守御之备。……凡边民之骸骨相枕，国家之膏血无余。”

　　二是在没有取得预料的效果之后，索性因循苟且，得过且过，任由国家滑向覆灭的深渊。理宗执政的后期，厌倦朝政，先是听任丁大全、马天骥、董宋臣乱政，后来又把朝政交给贾似道，自己则每日沉湎在声色犬马的享乐之中。如他宠爱阎贵妃，阎贵妃好佛，理宗就不惜动用国库，前后花了三年，为她建成一座富丽堂皇的功德寺。他甚至还招妓入宫，比如当时的名妓唐安安就曾被他留在宫里，日夜宠幸。起居郎牟子才上书劝诫赵昀：“此举坏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赵昀却让人转告牟子才不得告知他人，以免有损皇帝的形象。姚勉以杨贵妃为例劝告理宗不要因美色而误国，理宗的回答则是：“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而实际上，唐明皇好歹还是曾经将大唐带向辉煌盛世的大有为之君，而宋理宗则不过是资质平庸的庸懦之主，从他与群臣的对答来看，他不但没有治国理政的才干，连起码的自知之明都是缺乏的。

　　假如说宋理宗为我们提供了反面的例子，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实践，则为何坦的这一名言提供了正面的典范。如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界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这“七个有之”，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概括起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形成利益集团，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利，一个是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作祟，大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它们是我们政治肌体上的重大隐患，也正是何坦所说的那种必须革去弊端。对于这些弊端，党中央没有采取鸵鸟政策，顾左右而言他，而是采取了断然的措施予以防范和遏制，消除隐患后患。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查处违规逾矩行为，决不允许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决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体现了对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犹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当治也。溺于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却药屏医而觊疾之自愈也；率意更张而躁求速效，是杂方俱试而幸其一中也。”数百年前，面对南宋的政治乱象，何坦出于士人的良知与责任感，为那个社会开出了疗救的药方，不过令他失望的是，因为位卑言轻，他的意见很难上达天听，南宋因而也就积重难返地滑向了覆亡。在某种意义上说，南宋以其灭亡，从反面印证了何坦的见解，尽管这种印证是何坦无论如何也不愿见到的。虽然他最终以广东提刑这个品级并不高的职位终老，没有对挽救南宋危亡命运作出更多工作，但是他的见解却始终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有着超越时代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