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详解版）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这句名言是2019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说明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古人讲，‘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这些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出自吕祖谦《东莱博议?葵丘之会》。

　　吕祖谦（1137年—1181年），字伯恭，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人。吕祖谦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人称“小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吕祖谦出身“东莱吕氏”，家世显赫，家学渊源，幼年随父亲到福建、临安等地任所，先后师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等人。《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吕祖谦出身于一个极其显赫的官僚世家，其七世祖吕蒙正、六世祖吕夷简、五世祖吕公著、高祖吕希哲、曾祖吕好问等，皆是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乃至彪炳史册的大人物。吕祖谦最初凭借门荫入仕，由将仕郎起家。不过，自幼聪颖过人的吕祖谦并不愿意顺着这条捷径走下去，而是选择了科举仕进这条令人尊敬的正途。他于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考中进士，此后累迁至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奉命重新修定《徽宗实录》，编纂刊行《皇朝文鉴》。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九日（1181年9月9日），吕祖谦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五岁，追谥“成”，后改谥“忠亮”，配享孔庙。

　　吕祖谦虽然英年早逝，不过，由于他的勤奋和聪颖，所以取得的成就是极其惊人的。作为士大夫，他恪尽职守，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都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学者，他在哲学、史学、文学、教育等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而他能够被后人铭记，主要还是因为在理学方面的贡献。他开创的“婺（wu4）学”，又称“金华学派”，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之一，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理学思想方面，吕祖谦一方面受程颐、程颢思想影响，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但同时又强调“心”的重要性，认为心总摄万物，所以“理”、“心”并重，其本体论呈现出二元论的趋势。同时，吕祖谦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有对”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着存在的，“不息”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在认识论方面，他主张“守初心”、“穷理须格物”，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

　　《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共二十五卷，一百六十八篇。根据吕祖谦在《东莱博议》自序的介绍，此书原本是“为诸生课试之作”。吕祖谦在先后为母亲、父亲的守丧期间，一些读书人追慕吕祖谦的名声，逐渐围绕在他的周围。生活在科举时代，读书人当然就有一个如何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问题。所以，这些读书人除了向吕祖谦请教一些学术性问题外，也必然会涉及到如何应对科举的实际问题。宋代科举考试侧重经义和策论，出于为这些学生的前途考虑，吕祖谦也会教他们一些应对考试的技巧。《东莱博议》就是吕祖谦为这些学生写的示范性文章。作者选取《左传》中的若干史实进行分析，指出其中所包蕴的盛衰之理、治乱之道，深刻精警，发人深思。与精彩见解相得益彰的是它极其高明的写作技巧，其文笔奇巧、譬喻出奇，分析通透、议论明达，颇有引人入胜之致。《东莱博议》并非一时写就的，每写成一篇，学生们都如获至宝。岁积月累，逐渐成编，于是也就付之梨枣了。书成之后，不但在当时被奉为文章写作的秘籍与法宝，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用北大著名教授金克木的话来说，如果真能学到《东莱博议》的精华，那就“能做出一大篇精彩的文章，处处是惊人之笔，处处又合乎题意，更重要的是能说得头头是道”，所以作为文章范本，《东莱博议》流传极广，直到明末清初还在读书人中广为流传。

　　具体到“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这句话，它出自吕祖谦《东莱博议》卷十一《葵丘之会》，是吕祖谦对于葵丘之会而发的一篇议论。葵丘之会是春秋时期的一件大事，发生在鲁僖公九年（前651年），地点在葵丘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兰考、民权一带。大会由齐桓公召集，齐、鲁、郑、卫、宋、许等国君参加，周襄王也派去了代表，对齐桓公极力表彰。在葵丘之会上，与会的各诸侯国制定了需要共同遵守的盟约，并由齐桓公代为宣读。盟约的主要内容主要有五条，分别是：第一条，“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杀掉不孝的儿子，不得更换太子，不得以小妾取代正妻）”；第二条，“尊贤育才，以彰有德（要尊重贤人，培养人才，对于有德行的人，一定要给予表彰）”；第三条，“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尊敬老年人，慈爱幼年人。不要忽视外国的来宾，有住在境内的，尽量给予照顾，不要使他流落）”；第四条，“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士一级的干部，不得世袭职位，官员们上班，不许在外面另做兼职。大夫一级的干部犯了罪，国君没有权利擅自杀他）”；第五条，“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不许乱筑堤坝，损人利已;邻国有饥荒，不许限制粮食出口;有封赏的大事，一定要互相通报，不得私自进行，暗箱操作）”。宣读之后，大家再一起宣誓道：“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通过葵丘盛会，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首位霸主。齐桓公曾“九合诸侯”，葵丘之会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不过，它在见证了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点的同时，也标志着从此开始走向衰落。葵丘之盟后，齐桓公志满自得，特别是在管仲死后，更是任用了易牙、竖刁等一批小人，日益走向昏庸。

　　吕祖谦的文章，即由此而展开议论。整篇文章围绕着一个“期”字而展开。所谓“期”就是预期、期待、期许。在齐桓公而言，这个“期”就是他成就霸业的愿望和梦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期待和梦想，齐桓公才能做成大事，成就霸业，在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个自我期许成就了齐桓公。但是，当这个期待变成现实之后，齐桓公也就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从此一步步走向衰败。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正是这个“期”字毁掉了齐桓公。这就叫“器小易盈”。

　　在齐桓公治国得失的基础上，吕祖谦进而发表了对于“期”的普遍性看法。在吕祖谦看来，不论是诸侯、公伯还是霸主，要想使国家发展，首先要有所“期”，“期者，圣君贤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他强调，国家要有对未来发展的计划与蓝图，同时更要为之付诸行动，要“立期”“赴期”，方能“应期”。若是国家没有规划、没有目标，必然是“泛然而议，卒然而行，忽然而罢，汗漫荒忽，无所归宿”，不足称之为“治”。诚然，有“期”是治理好国家的重要前提，但“期”也或许成为治理国家的阻碍，“自期于强者，至强则止，欲挽之使进于伯，不可得也；自期于伯者，至伯则止，欲挽之使进于王，不可得也。”如果国家的发展被固定的“期”束缚，那么国家就如同在屋内生长的树，被禁锢在天花板下，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由此，吕祖谦提出：“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天下的力量此消彼长，它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会因为你的“期”已经达到而宣告终止，若一味耽于固有的“期”，当目标实现了，就固步自封、停在当下，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那只能被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所淹没，所谓“强而止于强”“伯而止于伯”，那么强者“必不能保其强”，伯者“必不能保其伯”。

　　应当说，吕祖谦的话语，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实。世界局势瞬息万变，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在纷繁交错的势力大背景下，国家间的强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变化的，想要停在当下，得到的就只能是后退。清王朝时期的中国是最好的例子：统治者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自以为“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寸板不得下海，片帆不得入口”的闭关锁国政策之下，彻底封锁了中国的耳目。随着道光二十年一声来自大海的响炮，这个坚守到最后的古文明的国门被彻底轰破。当我们眼中的那些蛮夷之国运用“奇技淫巧”快速发展之时，我们自己却再也迈不出一步。中国近代百年来的屈辱与苦痛，又何尝不是闭关锁国而落后挨打的结果呢？

　　《礼记·中庸》中有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目标规划是国家发展必不可缺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发展的方向与归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是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目标引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指导、不懈奋斗分不开的。由此，中国方能彻底摆脱积贫积弱的状况，以伟岸的身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但越到此时，就越是要牢记“不盛则衰、不进则退”的道理。前进无止境，永远在路上。时代的快速发展、局势的瞬息万变要求我们主动谋求发展进步，积极跟随时代脚步。在时代的挑战面前，逃避带来的唯有落后，只有积极进取谋求发展，方能乘时代之长风，在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中劈波斩浪，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