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详解版）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中引用了这一名言。习总书记说：“古人讲：‘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去年，我们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表彰了100名改革先锋，其中就有许多作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像李谷一、李雪健、施光南、蒋子龙、谢晋、路遥、樊锦诗、厉以宁、林毅夫、王家福、胡福明、许崇德、杜润生、郑德荣等，他们都是紧跟时代、奉献时代的优秀代表。”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出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与元九书》。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与李白、杜甫并称唐代三大诗人。祖籍山西太原 ，生于河南新郑。自幼聪颖而刻苦， 公元801年中进士，是同榜中最年轻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逝于洛阳，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与元九书》是唐代文学家白居易给好朋友元稹的一封书信。这个“元九”，就是与白居易并称“元白”的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家喻户晓的名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出自他的手笔；另外，王实甫的《西厢记》也是根据他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改编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相轻”的情况非常常见。但白居易和元稹却绝没有这种情况。他们之间是那种真正的同气相投与惺惺相惜，二人“生死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他们的关系，用元稹的话说，是“坚同金石，爱等弟兄”；用白居易的话说，则是“金石胶漆，未足为喻”。

　　同为文坛翘楚，他们之间除了诗歌唱和之外，也经常就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与元九书》就是白居易用书信的方式表述自己文学观念、与元稹进行交流的一篇著名的理论文章。书信很长，按照内容可以约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交代写信的缘由，大意是早就想给你写这封信，一直没机会，现在我被贬官了，无事可做，所以给你写这封信。

　　第二部分，以作家是否关注现实、文学是否有益于社会为标准，梳理了自先秦到唐代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的脉络，并就每一时代的文学创作的得失进行了评价。

　　第三部分，是白居易对自己从事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的回顾，以及创作得失的反思。这部分的内容多而且杂，既有对自己文学观念的阐述与坚持，也有对自己因此而得罪当时的不满，还有对元稹几十年无条件理解支持的感激。

　　第四部分，表达对元稹的思念和挂牵。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警句，出于书信第三个部分。这一警句是整篇文章的“文眼”，它不但是第三部分，也是整篇文章的核心与要点，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文学创作观：作家要有现实主义精神，文学创作应当担负起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功能。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白居易一以贯之的创作主张。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

　　在《策林》六十四中，白居易说：“臣闻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谓音乐之道与政通矣。”又在《策林》六十九中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这就表明，白居易把音乐与诗歌，并不看作单纯的艺术作品，而是看作国情、政情、民情的反映，可供执政者作为治国理民的借鉴。在后来的《新乐府序》中，他也是一再强调诗歌的目的是补察时政，所谓“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也正是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他也一再强调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也完美地实践了他的诗歌主张。白居易留下的诗歌有三千多首，直接反映和批判现实的讽谕诗就占了相当的比例。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彪炳诗史的《秦中吟》和《新乐府》。其中，《秦中吟》十首，每首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如《重赋》直接斥责了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盘剥，《伤宅》揭露了达官显贵为富不仁，《买花》暴露了“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社会不平等。《新乐府》五十首，是一组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作，题材非常广泛，涉及到上至朝廷，下至乡间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有讥刺宫女制度的《上阳白发人》，有讥刺朝廷穷兵黩武的《新丰折臂翁》，有叱责官吏侵剥农民的《杜陵叟》，有为可怜的卖炭翁鸣不平的《卖炭翁》，等等。这些诗歌，从不同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弊端与民生疾苦，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良心，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与批判意义。

　　白居易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其生活经历。二是中国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

　　白居易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官僚家庭，少年时辗转各地四处谋生，在兵荒马乱中艰难成长。他在考中进士前，曾在诗中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活：“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这样的经历，使得他深知百姓甘苦、民生艰难。另外，作为一个自幼受传统儒家教育成长起来的正直知识分子，白居易饱受儒家仁政、民本思想的陶熏，头脑中有浓厚的亲民爱民思想，期盼着政治清明、民心安稳。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朝廷内外存在着许多黑暗残酷，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使白居易激愤难抑，不能自已。他认为，要消除这些弊端，使政治清明，民得安生，只有让皇帝知道那些现象，改良政治，才可奏效。

　　另外一点，则是中国自诗经以来就确立的现实主义传统。正像白居易本人在《与元九书》中说到的，中国自周代就设立采诗之官，目的就是通过诗歌以了解民生疾苦、为政得失，所以诗歌自古以来就具有补察时政的功能。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的正统学说，更确立了“诗教”的传统，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就更是自觉地承担起了敦伦促教的社会功能。这一传统，被后代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继承下来，自觉地把自身的文艺活动投入到广义的社会治理当中。实际上，不仅仅是白居易本人，历代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无不把自己的文学创作与伦理道德、社会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是像韩愈、柳宗元、周敦颐这样正统诗文作者的文学信念；“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是冯梦龙、高则诚这样的通俗文学作者所秉持的信条。

　　文学艺术可以是最讲究创新的，但所有的创新，都是在一定基础之上的。从中文“创新”一词所对应的英文“innovation”来看，并不只是单纯的“创造新事物”，而是表达在一个本源的、古老的事物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的意思。而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生于斯、长于斯、浸润其中的本国历史文化，就是其进行艺术创作最天然的灵感与技巧的源泉。这是一个艺术家所能领受的最佳馈赠，也是他能够贡献给这个世界的最好礼物。

　　把这个问题阐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泰戈尔于1913年因为诗集《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感言中，他特别提到了印度传统文化对自己文学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泰戈尔能够在文学上有所造诣，得益于印度古老的隐居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泰戈尔净化了自己的心灵，使自己能够以一种澄澈宁静的状态进入文学

　　东方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些不同于西方的宝贵东西。照搬西方，或者在亦步亦趋的模仿中与西方文艺同质，不但得不到本国的欢迎，也不会得到西方的真正尊重。文化创新必需从最本源、最传统的文化形态中寻求复兴与创新的元素，只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推陈出新，中国才能创造出既符合世界进步潮流，又不乏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总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仅是白居易个人的创作主张，也代表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心系百姓、关注现实、服务国家社会的优良传统。作为新时代的文艺与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更应当接续这个优良的传统，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学术理想同人民福祉、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