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其本，朝令而夕从（详解版）

　　“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这句名言是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都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这句话，出自苏轼的策论《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遇到问题要从根本入手，这样早上下令，晚上就能见到成效；如果从细枝末节入手，那就永远也不会有所改观。

　　苏轼是所有中国人都熟知的大文豪。他二十岁参加进士考试，以榜眼也就是第二名高中鼎甲。这篇《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就是苏轼参加进士考试时所做的五道进策之一。

　　宋代的科举分四场：第一场是诗赋，第二场是论，第三场是策，第四场是贴经和墨义。诗赋不用解释了，贴经和墨义相当于填空和名词解释，内容都来自于儒家经典，也不必多说。稍微要解释一下的是“论”和“策”。一般来说，“论”考的是一般性、抽象性的问题，它更侧重考察考生对儒家一般性原理的把握；而“策”则要求考生针对当时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思考并给出解决方案，考察的是考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苏轼参加考试的这一回，“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之论》，“策”的题目则有五个，分别是《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修废官举逸民》《天子六军之制》《休兵久矣而国用益困》《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几场考试下来，欧阳修是彻底被苏轼折服了，立即决定将苏轼以第二名的名次录取——之所以没有定为第一名，主要是因为欧阳修看苏轼的文风很像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怕真是曾巩的话会引发众人的议论。顺便说一下，欧阳修担任主考录取的这一榜进士，堪称是大宋人才之最，不但有苏东坡兄弟，还有曾巩、曾布、程颢、张载、吕惠卿、章惇等，真可以说是群星灿烂、盛极一时了。

　　好了，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到这篇著名的策论。我们刚才说过，策的考试内容，是要求考生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提供解决的方案。而《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就涉及到了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关陇游民私铸钱，二是江淮漕卒为盗。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关陇游民私铸钱。私铸钱，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造假币。假币的制造，会严重扰乱市场，影响中央货币政策的顺利实行，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都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严厉制止的大问题。而在大宋，这个问题又特别严重。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是宋朝几乎一直面临着“钱荒”也就是货币短缺的问题。造成钱荒的原因很多，比如当时商品经济发达，对货币量的要求很大，但朝廷的铸币能力一直跟不上；又比如宋朝作为当时最富庶的国家，它发行的货币在周边国家流通度很高，一些周边的国家或政权比如日本、辽国自己很少铸钱，直接把宋朝的钱拿来在本国流通，这就造成了货币的大量外流。货币短缺的情况，就直接刺激了不法之徒铸造假币的欲望。当时参与造假币的人员构成极其复杂，涉及到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不仅有考试题目涉及到的游民，也包括铸造工人、地方豪强甚至是朝廷官员；波及到的地区也不仅是题目提到的关陇地区，而是全国都有。

　　再说第二个问题：江淮漕卒为盗。“漕卒”，就是负责漕运的士卒。所谓“漕运”，是与“海运”相对而言的内陆河运。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中国内陆运输大宗物资，基本上都是以漕运为主。大宋也是如此。而在大宋的漕运中，粮食的运输又是一件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事情。这是因为宋朝从开国不久就实行了“强干弱枝”的军事政策，大量的军队集结在京城附近，军队所需要的粮草，加上居民的口粮，就都靠漕运来解决。

　　但就是这件关乎国运的大事，却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每年水旱灾害给漕运带来的非人为因素我们且不去管它，单单是人为的因素，就够让大宋为难的了。押运漕粮的人无非两种，一是官员，可能是军队的将领，也可能是朝廷派出的文臣；二是士兵，就是所谓“漕卒”。这两类人在押运漕粮的问题上，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首先是负责的官员，为了谋求私利，不时发生倒卖漕粮的情况。不过，朝廷对这一情况有所了解后，通过重新设计漕粮运输单元、增设监运官的手段，基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更大的问题出在漕卒上。担任漕卒的，是所谓“厢军”。我们知道，宋朝的军队分两种，一种是禁军，是中央统辖的部队，他们是朝廷的正规军，战斗部队；另一类则是“厢军”，就是地方武装，杂牌军，他们负责的，主要就是维护地方治安、从事运输等杂役。和禁军比较起来，厢军的待遇差、地位低，而一旦成为从事漕运的“漕卒”，则状况就会变得更差。从事运输，难免有损耗，而这些损耗，往往就要从漕卒的军饷中扣除，这就让漕卒们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变得更加捉襟见肘乃至饥寒交迫。为了自己的衣食，这些漕卒往往就会铤而走险。有的偷盗漕粮、而后以沙石掺入，以次充好；有的连沙子都懒得掺了，直接倒卖；更有甚者，几十个漕卒上下其手将漕粮搬空，自己也知道到达目的地后难以交代，竟以将船凿沉的方式逃避罪责。这种情况愈演愈烈，这就给大宋的漕运带来了严重的损耗。

　　考题以及涉及到的相关问题就是这样。那么苏轼是怎样回答的呢？他的文章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发表了对这两个问题的总体看法，看法归纳起来就是两点：一是造成问题的根本在于朝廷而不是普通的百姓，是制度设计的漏洞才使得百姓铤而走险；二是要想解决问题就要从根本上入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方式是不行的，“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的警句就出在这里；第二部分是苏轼为这两个问题找到的症结，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案。针对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民间私铸钱，苏轼认为根源在于朝廷发行的货币币值虚高，远高于其实际价值，如果币值等于铸造成本，你就是让民间私铸钱也不会有人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也正是基于这个立场，苏轼对于发行纸币的做法是极其不屑，认为那就是一张纸，你说值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也太随意了。针对第二个问题，苏轼认为漕卒之所以为盗，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太劳苦而待遇太低，如果提高他们的待遇，有计划地进行轮替，他们就不会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了。第三个部分是结尾，再次强调问题的责任不在兵民，而在朝廷，呼吁朝廷自上而下地在制度上予以解决。

　　苏轼的解决方案对不对呢？我们就分头来看看。对于他提出的用让货币的币值等于铸造成本的方法杜绝民间铸币的建议，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是不行的，这样的话，造假钱的门槛提高了，民间铸币的情况可能会减少，但钱荒会越来越严重，对大宋经济不会有任何好处。倒是苏轼坚决反对的发行纸钞的办法，才是解决大宋钱荒的根本之道，因为法定货币背后的关键是国家信誉而不是其实际价值，纸币不损耗实物资源，还能从辽国、日本这些流通大宋货币的国家和地区收铸币税，恰恰是解决钱荒的根本途径。当然，其前提是政府能够控制超发纸币、掠夺民间财富的欲望，让货币的发行量与实际经济规模保持对应。对于以提高待遇、适当轮替解决漕卒为盗的建议，我们认为是可行的。因为根据现有史料，漕卒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比如《宋史·张纶传》就记载，和苏轼基本同时而稍早的张纶在江淮任发运副使的时候，见到漕卒的生活条件极差，冻饿而死的不在少数，就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买了上千件棉衣给他们御寒。身为押运粮食的漕卒，竟然会不免于冻饿，而且这样的日子一眼望不到边，试问这世界上谁能无动于心？相信如果朝廷能采纳苏轼的建议，“若稍优其给而代其劳”，则普遍存在的漕卒为盗的情况一定会得到很大改观。

　　“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治其末，百世不改也”的出处和相关情况大致就是如此。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虽然大宋已成过往烟云，苏轼在这篇策论中所谈到的两个具体事件也就是关陇游民私铸钱和漕卒为盗已经成为过去，且苏轼所给出的具体方案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而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两个问题，但是，他所提出的“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治其末，百世不改也”的见解却有着超越时间、超越具体事件的价值，闪耀着智慧与真理的光芒。一件事情，总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又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主要问题和问题的主要方面。遇到问题，如果不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而是在细枝末节中打转，即使殚精竭虑，也难以获得满意的效果。

　　这一真理与智慧的箴言，同样适用于党的建设。我们党有8900多万名党员和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不同的层级和组织面临的任务千差万别，各种要处理的问题千头万绪。而所谓“打铁还须自身硬”，完成这些任务、处理好这些问题，核心就在于党的自身建设是否过硬，而在自身建设中，政治建设又是根本环节。只有牢牢抓住这个根本环节，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基础，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就能看清问题的实质，抓住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具体问题，担负起人民赋予的使命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