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三十年：1984，邓小平首次深圳特区行

 本文原载于《瞭望》新闻周刊，时间为2010年08月21日，转载只为提供资料。

　　对20世纪末实现翻番目标的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需要，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是促成邓小平1984年视察特区之行的深层次原因

　　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

　　1984年1月24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这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此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4个年头，特区的建设热火朝天，但国内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围绕特区的非议同样云谲波诡。

　　邓小平来到深圳，在亲眼目睹了深圳的发展变化后，欣然提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此后，“特区不能办”的议论基本上没有了。应当说，特区的发展不负众望，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到了1987年6月左右，邓小平肯定地说：特区是成功的，不但决定正确，而且办得成功。也就是说，到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完全肯定特区。

　　可以引用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的总结：第一，特区是我们观察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的前沿；第二，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第三，特区是通向国际市场的特殊渠道和发展对外经贸的新基地；第四，特区是改革的试验场。第五，特区是我国现行经济政策的集中展示。

　　时隔26年，站在深圳三十而立的新起点上，再次重温这一历史事件，意义深远。

　　带着问号南下视察

　　邓小平为什么要在1984年春节前后到特区视察？应当说，最主要的问题是特区这个决策对不对？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

　　自1979年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支持下，开始创办经济特区以来，4年时间过去了，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绩。到1983年，深圳已和外商签订了2500多个经济合作协议，成交额达18亿美元。与1978年相比，1983年深圳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财政收入比办特区前增长10倍多，外汇收入增长2倍，基本建设投资比建国后30年的总和增加20倍。但是，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围绕特区的是非和议论很多，特区本身也反映自身发展遇到很大的困难。

　　首先，特区发展遇到了种种困难。当时，已77岁高龄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章蕴曾多次给邓小平、胡耀邦写信，反映她在广东调研时看到的特区面临的困难。1982年12月20日，章蕴在第二封给胡耀邦并邓小平的信中说，当地干部群众希望我们在各方面工作中，要继续清除“左”的影响，把手脚再放开一些，加速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对行之有效的政策要保持稳定性，不要多变。信中呼吁，对制止滥发奖金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成“有限制的多劳多得”，以致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

　　邓小平看了胡耀邦转给他的这封信后，对广东地区这种动态很关注，12月22日马上作出批示：“可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1982年12月31日，章蕴第三次给胡耀邦、邓小平写信，反映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效果很好，“但要循此继进，则困难重重。仲夷、田夫、灵光等同志为此很伤脑筋。”问题主要是，一年多来特别是1982年以来，上缴任务一再加码，“条条”限制日益增多，弄得广东特殊、灵活余地越来越小，步子越来越迈不开。

　　1983年1月1日元旦这天，胡耀邦圈阅了这封信。邓小平则更重视，他在1月3日作了批示，提出意见，表明态度：“这个情况应该引起重视，请国务院财经小组一议。”

　　其次，党内舆论也有对特区的非议。一些人把特区工作上的失误看重了，性质上也定得不当，提高到新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问题。一些人用旧中国的租界问题影射特区。一些老干部到特区走了一趟后回来痛哭流涕，认为颜色变了，回到了资本主义。人们思想上引起了混乱，从事特区工作的同志顾虑重重，有些工作事事观望，推动缓慢。

　　另外，在党内高层，对特区发展的快慢、急缓也有不同考虑。有些老同志态度要谨慎一些。更多强调的是不断总结经验，步子稳一点，把事情办好。

　　所有这一切，都使邓小平特别关心特区问题。1984年春节前夕，为实地看看牵挂已久的特区问题，邓小平提议到广东亲自去看一看。“小平同志非常挂念深圳的发展，他要看深圳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特区的事情在他心里面总是记挂着，究竟搞成搞不成，搞好搞坏。他的心情是很迫切地要来深圳看看的。”刚到深圳时，他也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那么，他对特区如何看呢？

　　应该说，在没有到特区之前和到特区之后是稍有区别的。没有到特区之前，他是大方向肯定，但心中不踏实，没有底。比如，在没去特区之前，1983年6月18日上午，他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世界华裔科学家时说：“三中全会提出，有一部分地区，有些人，早点富裕起来是好事。我们在广东、福建办了特区，看来这个路子走对了，当然问题还有。总的路子走对了。这两个省有两省的条件，都在海外有不少人，如他们能回来投资，就能很快发展起来。”

　　但当他到特区亲自看了以后，他心里踏实了，形成了明确的看法。

　　听听，看看，走走

　　在视察深圳过程中，可以看得出，邓小平说的话很少，主动发表意见也很少，主要是看，是提问，是感受，是理解。听完汇报后，他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问题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要研究研究。”

　　从小平视察深圳的过程中，可以归纳出这么几点：

　　他被深圳建设的热情深深感染。比如：1月24日下午4时40分，邓小平一行人登上罗湖商业区22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的天台，俯瞰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大部分正在建设中，到处是吊机伸出的长长巨臂，一片繁忙的工地。此时，已近黄昏，寒风袭人，80岁高龄的邓小平毫不在意。随行人员曾几次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眼前火热的建设情景，感染着邓小平，他的心里该有多热！看完后，邓小平说：“我都看清楚了。”他后来在北京就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

　　他对深圳速度留下深刻印象。比如：1月24日，一行人参观深圳市容。途中，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梁湘告诉邓小平，现在深圳三五天可以盖一层楼房。小平问：“都是国内的工程技术人员吗？”梁湘答：“基本上都是，还有江苏来的。”

　　小平在随后到上海谈话时指出：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

　　他的心和年轻人在一起，特别关心和关注年轻人干事业。比如：他在听取蛇口汇报时，当工业区董事长、总指挥袁庚把由群众选举产生、当时36岁的工业区党委副书记乔胜利介绍给小平时，邓小平高兴地把乔胜利拉到身旁坐下，问他什么学校毕业，掌握什么专业知识。小平说：“要鼓励年轻人挑起重担，多干工作。”1月29日，他在珠海特区视察时也鼓励说：“年轻人管理工厂好！年轻人办事好！”他在上海谈到上海的人才情况时也说：现代化和干部年轻化相关，没有年轻人不行。

　　他特别关心人才培养的问题。当听到经济特区缺乏专业人才时，小平指出：“深圳要办一所大学。这个大学要由华侨和外国实业家来办，完全用西方大学的方式来培养人才。教员请外国学者来当，请外籍华人来当校长。”

　　深圳题词是这样产生的

　　1984年1月29日，在珠海视察期间，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挥笔题下令珠海人民永远难忘的7个大字：“珠海经济特区好。”邓小平在珠海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到深圳，深圳人感到一种失落，深圳领导人心理上承受着一种压力：深圳是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头号特区，特区的许多大胆尝试是由深圳开始的。当时对特区的种种非议以及争论的焦点也多集中于深圳。小平给珠海特区题词，而没有给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呢？可是从一路视察的情况来看，小平对深圳的发展是满意的，心情是高兴的，只是没有明确说出来而已。

　　29日，小平刚给珠海特区题完词，深圳市就决定委派接待处处长张荣去完成一个重大任务：请小平同志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30日一大早，张荣就赶到了广州。他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汇报了。

　　小平说，回北京再题吧。第二天是阴历的腊月二十九，深圳人还在焦急地盼望着。2月1日，已是大年三十，人人都准备过年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看到迟迟不肯回去过年的张荣，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吧，将他一军，我们把纸、笔都准备好了，他一回来，我就同他说。”

　　小平散步回来，看见桌上摆着纸、笔，连墨都研好了，便问：“啥子事？”邓楠把张荣介绍给他：“这是深圳来的张荣同志。”邓小平笑笑说：“认识，认识。还没回去过年？”邓楠说：“你没给题词，人家哪有心思过年！？”邓小平听后笑了笑说：“这么严重，还要等着过年？”于是，在沙发上坐下来，问道：“你们说，写什么好呢？”张荣赶忙递上几个准备好的字条，有“深圳特区好”、“总结成绩和经验，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得更好”等。

　　邓小平拿起字条念了一下，随手搁到一边，然后拿起笔，在砚中蘸上墨，几无思索就俯下身去，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值得说明的是，细心的邓小平在落款时，没有落在广州下笔的时间，而是把时间稍稍提前了一点，落的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

　　1984年春节，凌晨。当欢乐的第一声爆竹呼啸着在深圳的夜空中炸响时，全城立刻沉浸在一片喜庆和欢乐之中。许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竟不是“拜年”、“恭喜”，而是兴奋地说：“题了，他题了！”小平的这份厚礼，使深圳人的春节过得何等快乐，何等踏实！

　　开放政策是放不是收

　　视察深圳特区后，邓小平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

　　特区的路子走对了。邓小平一行离开深圳到中山，1月28日晚上，邓小平在温泉宾馆会见了霍英东、马万祺等，他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看来路子走对了。他后来在北京讲：“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开放政策是放而不是收。1984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上海指出：“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你们要加快速度，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回到北京后，他在2月24日的谈话中也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提出具体措施，落实放而不是收的政策。继续开放港口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小平在北京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1月25日至31日，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会议建议将这三个“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一决策的实施，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多层次、由外向内逐步推进的新格局。

　　视察特区的三大深层次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邓小平1984年视察特区，还有三个深层次原因：

　　第一个深层次原因，是出于到20世纪末实现翻番目标的考虑。

　　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实现翻两番，是党的十二大向全世界的承诺，邓小平对此看得很重。他在1983年6月曾指出：翻番不能实现，搞得不好，有可能改变十二大的决议，那就严重了！这不但在国内是个政治问题，在国际上也是个大的政治问题。

　　因此，1983年春他就翻两番问题视察了江苏、浙江、上海，视察的结果是这些地方没问题。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提出各地都要有具体落实规划，而且沿海要比内地多翻一些，这样全国才能拉平。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自然想到了沿海的广东。他在1983年3月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最近香港有个报道，说广东的速度放慢了，是什么原因？我们有些同志对开放政策仍是有顾虑的，也要加以注意。

　　邓小平提出，在当时资金短缺的情况下，速度要快，就要借外债，就要充分利用外资。而特区恰恰是利用外资的窗口。所以，邓小平也是要亲自调研广东实现翻番的条件，看看特区利用外资能不能为加快发展提供资金、提供模式、提供经验。

　　第二个深层次原因，与解决香港问题的需要有关。

　　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中英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会谈共举行22次，最终形成了中英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3个附件。邓小平视察特区正是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期间。

　　邓小平设计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五十年不变”，即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他认为这样规定可以使香港人放心，减少他们的疑虑；可以使人们更感到我们政策的连续性、可靠性，有利于我们和英国谈判，有利于顺利收回香港和保持香港的繁荣。

　　问题是这个“五十年不变”，怎么能让香港人和英国人相信这一点？当时许多人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特区特别是深圳就在香港对面，当时深圳主要吸引的是香港的投资，深圳与香港熙熙攘攘的人员来往已经是“例行公事”。如果深圳的发展和繁荣受到影响，不能保证，那怎么能说服人们相信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政策？所以，邓小平视察特区，与1984年的整体工作，特别是香港问题有很深密的思考上的联系。

　　第三个深层次原因，则与邓小平的一个大构想相联系，这就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4年6月，邓小平解释说：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1984年12月，他在同撒切尔夫人谈话时指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香港）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可见，邓小平视察特区，也就是要看看这个小范围和小地区的吸收资本主义的资金和管理模式，到底会是什么情况？他要在实践中检验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文/蒋永清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