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贺星龙为孩子们接诊
2000年，他从卫校毕业实习后，放弃留在条件较好的县医院，选择回村当一名医生。自此，他成为国家级贫困县山西省大宁县乐堂村的村医。
从此，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贫瘠偏远的吕梁山南麓，他以一名医生的一己之力，守护起黄河岸边28个村的百姓。
乡亲有病，他24小时随叫随到；付不起药费，他能免则免。乡亲们说，他“比亲儿子还亲”。
18年来，他的行医装备从扁担步行换成了自行车、摩托车、三轮摩托车，不变的是装着听诊器、温度计等急救用品的医药包；
18年来，他出诊17万人次，背烂12个医药包，骑坏7辆摩托，出诊总里程超过40万公里，不变的是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守着黄土、守护乡亲的一份初心。
他说，在哪里做医生不重要，重要的是哪里需要医生。
他说，行医18年，钱是没挣下，但咱活下黄河边4000多个老百姓，值！
他是山西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乡村医生贺星龙。
侧记1：贺医生的摩托声
和贺星龙聊天时，问到一个细节问题：您以一名医生的一己之力，守护黄河岸边28个村的百姓，有的村和村的距离很远，是不是到了一个村，会带个大喇叭，让需要看病的乡亲都来诊治？
他一下子神采飞扬，“不用大喇叭，村子里的乡亲们，一听到我的摩托声，就都过来啦！他们都能听出来。”
贫瘠偏远的吕梁山南麓，周围20多个村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来的都是老年人和留守儿童，95％的病人需要贺星龙出诊。步行挑着医疗设备翻沟爬坡太慢，雨天山路泥泞自行车难行，摩托车是他行医出诊的最强装备。
从最早担心贻误村民病情，贷款买下第一辆125摩托车，到后来考虑到这些村子远离县城，山高沟深，道路狭窄，救护车难行，为防止延误病人病情，他又再次到信用社贷款，买回一辆三轮摩托车，从医18年以来，贺星龙已经骑坏了7辆摩托。
经年累月地穿梭于这些村子，他被称为黄河岸畔的“摩托”医生，他的摩托声也比大喇叭更有召唤力了。
随着事迹被越来越多人知道，从大宁县党代表到党的十九大代表，贺星龙外出开会的机会越来越多，他的摩托车，也开始负载起更多的东西。
医药公司赠送的中成药，他分发给需要的乡亲们；领导慰问送来的大米、油、面、牛奶、衣服等，他送到周围村里五保户和贫困户家中。每次开会回来，有什么扶贫的好项目，他会带回来；党的好政策，他也会利用骑摩托出诊的机会宣传给周围村乡亲们……
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他就凭借这一骑工具往返奔波，竭力守护着黄河岸边这28个村的百姓。
图为贺医生的诊所和摩托车
侧记2：笔记
《榜样3》节目录制期间，贺星龙在自己房间桌子上的纸张上，写满了他忙里偷闲记下的医学笔记。
他说，“村里需要全科医生，我各科都学，会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上卫校时，他就拼命学习各科医学知识。乡亲们送他上的卫校，他知道自己毕业后，是一定要回村子的。回村就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疾病，打针、输液、包扎、缝合等都要学会，医生、护士、临床知识都要掌握，于是他想尽办法地学习。
在县医院实习时，他每个科室都去，县医院妇科不让男实习生进产房、手术室，他就扮成女医生，只露两只眼睛。因为没有钱租房子，他夏天睡在医院病房的长条椅子上，冬天和医院烧锅炉的挤在一起。要么，就和病人住在病房里，一有时间就向医生请教，和病人交流。
回村后，初出茅庐的他，也靠着对医术的执着，治好了被大医院连续下过三次病危、家人都已经放弃了的上乐堂村张立山老人的病，逐渐获得了乡亲们的信任。
后来，成为十九大代表，参加党的十九大或其它会议时，遇上医学方面的专家，他也赶紧跑过去加对方微信。“加了他们微信，碰上乡亲们有疑难病症，就可以及时咨询，帮乡亲们缓解病痛。”
侧记3：村里的“文化人儿”
有一次我们问贺星龙，“村里年轻人少，您外出时，乡亲们找不到你怎么办？”
他开心地拿过手机，指着屏幕说，“我担心自己不在时，乡亲们有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所以就在诊所，装上了一个智能摄像头。”贺星龙的诊所不关门，谁都可以进。他可以远程查看诊所的情况，可以通过摄像头与乡亲们对话。有的乡亲不识字，可以拿着药瓶在诊所里比对拿药，通过摄像头跟贺星龙确认。
他的爱人陈翠萍说，贺星龙是个很爱琢磨的人。
图为开心分享摄像头下的诊所
当年刚回村时，大家不太相信他的水平和能力，一连几个月没人找他看病。他就自己想办法。通过同学，向其经商的父亲借了2000元，购买回需用药品，听说哪家人有病了，就主动登门给人家看病，药不要钱。
可这样，还是没人找他看病。于是，第二年一开年，他就印了4000张宣传页，发遍周边村落；并把“24小时上门服务”的承诺放到了手机的彩铃上。
后来，他治好了被大医院连续下过三次病危通知的上乐堂村张立山老人的病，乐堂村找他看病的人渐渐多了，医治范围逐渐扩大，病人也不断增加，他又开始考虑怎么服务好乡亲。
靠步行一天下来看不了几个病人，他就跑到县城废品收购站，花了40元钱买了辆旧自行车。骑自行车每天最多能跑三个村，遇到雨天，黄土高原的泥泞山路使自行车无法前行。于是，他又狠狠心，又跑到信用社就贷了4000元，买回来第一辆摩托车。
因为出诊次数太多，摩托车总要去加油。他再次到信用社贷款，买回一辆三轮摩托车，充当起了拉油进药的货车，抢救病人的救护车，农忙时节的农用车。孩子小时，每次进城，先买好药品，剩下的钱再给孩子买最便宜的奶粉。
随着时代发展，除了安装摄像头，为了更好服务周边村庄的乡亲，他在每个村建了一个微信群，专门发送相关医疗知识等信息。
不仅出诊看病，乡亲们谁的手机不会用、水龙头坏了，都来问他；村里的路灯、电视机锅盖坏了，也是他来修。
我们赞他很用心，他一下子笑了，“我是村里的文化人儿嘛！”
侧记4：低低的姿态
节目录制的最后环节是榜样嘉宾与预备党员一起宣誓，贺星龙的妻子笑着说，“星龙排练结束回来时，女儿一直纠正他的发音，说他普通话不标准。”
贺星龙确实不是善于言辞的人，与他接触的日子里，看到他总是默默地做着一些事情，帮赵忠贤老院士夹菜，帮宋书声老先生佩戴党徽……
行医这些年，他也是这样。信守承诺，24小时上门服务。乡亲有病，他随叫随到。
周围村里多留守老人，每天都有一两个找他看病，插导尿管的、灌肠的、哮喘的，患心脏病的等等，发病多在深夜和凌晨，他深夜一个人行走在山沟里。
当地的病人发病期多在冬季，需要看急诊，即使陡坡上覆盖着大雪，他连人带车摔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依然会拖着受伤的脚去给人看病。
个别年轻人，家里有车有摩托，有小病不来诊所，打电话让贺星龙到他家诊治，说输上液不影响他午休；有些患者给下命令，你几点几时到我家给输液，输完液我还要给人家添礼去；遇到患者多，去得晚了些，患者不给他好脸色看，甚至不给药钱，说误了他的事；更有的患者打电话让贺星龙马上去给他看病，贺星龙从早到晚去四次都见不到人，直到晚上九点钟才输上液。
这些，他很少对外人说。
有人说他是傻子，他只是低头不语，不抱怨，也不放弃。
他始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默默用这最低的姿态，做着这天底下最值得引以为傲的事情。
几年来，组织部派高本增一直跟拍贺星龙的事迹。老高说，贺星龙这一路走来，靠的不仅仅是当代年轻人的热情和勇气，不仅仅是一名乡村医生的医德和医技，更重要的是一名年轻共产党员的信仰和任性。
侧记5：孩子的梦想
我们和贺星龙医生的两个孩子聊天，问及他们的理想，两个小朋友异口同声地回答：医生，像爸爸一样。
弟弟说，他想以后等爸爸老了，他接替爸爸给乡亲们看病。
姐姐说，她的理想是考上山西医科大学，因为这是她知道的最好的医科大学。
在他们的作文《我心目的雷锋》中，都写到心中的榜样是爸爸。
两个孩子平时也像父亲一样。
父亲很勤奋刻苦，宾馆的纸张上，写满了他时时刻刻对各种病情的思考；女儿在节目录制期间，练字、功课也一点不肯落下。
父亲心里惦记着乡亲们，儿子活泼调皮，却同样充满爱心。陪爸爸出诊，看到老人拄着拐杖行路艰难，跟爸爸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给他买辆轮椅坐。
就像朱仁斌的儿子是父亲坚定的支持者，王淑芳的女儿像她一样努力而开朗，李元敏的小孙子声声叫着她“李元敏同志”，升国旗时却总是站在最前方……
在《榜样》录制期间，听榜样嘉宾们讲起孩子的故事，越来越感到，他们给予孩子的最珍贵的，往往不是时间上的陪伴和物质上的支持，而是自己的以身作则和榜样的力量。
侧记6：“星探”高本增
贺星龙的事迹能被发现，离不开一个人，山西省翼城县委组织部退休干部高本增。
图为“星探”高本增
在从事组织工作的几十年中，他多半时间是在和基层组织干部打交道，折服于各基层优秀党员干部的先进事迹，他希望能将这些故事记录下，将他们的故事讲好。他说，党的事业建设需要他们这样的人，小康社会建设发展更需要这样的典型引领。
不同于媒体有目标有计划的拍摄，在高本增眼中，拍摄的过程也是典型筛选的过程。每一个典型，他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了解，听局外人的，听本单位的，听本人的，然后实地花时间去跟拍，如果在跟拍过程中看到名不副实的情形，或了解到群众的不满，不管已耗费多少精力，都会果断放弃。
他也不是专业的拍摄人员，《榜样》节目录制期间，看他喜欢拍照，便将相机递给他。他接过来按了一下键，便将相机递了回来，笑了笑说，“我不懂摄影的推拉摇移、光影、布局，只会用自动拍模式”，“我拍先进典型，靠的是多拍，是挖深挖透。我按照100：1的比例收集素材。”
在一次完成山西永和县拍摄任务，途径大宁县时，他听说了贺星龙的故事，便按照内心的典型筛选标准，决定跟拍贺星龙。他没有设定内容应该要拍成什么样，只是贺星龙走到哪儿他扛着摄像机跟哪儿，靠着最简单没有修饰的镜头一点点真实地记录看到的故事。
从翼城县城到大宁县乐堂村，高本增驾车单程至少要走4个半小时的路程。但从2013年开始跟拍贺星龙，几年的时间内，他往返几十次，在贺星龙家同吃同住达157天，或开摩托车跟着，或开小金杯车跟着。贺星龙出诊他跟着，贺星龙看病他随着，贺星龙日常的点点滴滴他也记录着。
跟拍贺星龙的过程中，他了解到，这儿的病人发病期多在冬季，于是，他就连续两个冬季住在乐堂村，就连过年也不放过。
2014年冬，在拍摄贺星龙时，高本增不慎碰在了石头上，左膝关节半月板碰掉了一块，站立不起来，不能直立行走。准备到北京做手术时，看到天气预报大宁要下大雪时，当即又退了预约，坐长途车赶回大宁，跟拍贺星龙雪天出诊的镜头。
铺满雪的大坡，3米宽的路面，一面是悬崖峭壁，一面是近百米的深沟，他开着面包车跟拍，防滑链一时失去作用，车直冲向半山坡，当时千钧一发、侥幸生还的场景，时至今日提起他还心有余悸。
《榜样3》节目录制前，导演见到高本增同志的时候，认真地说，“贺星龙短片中有两段视频直接用的您拍摄的素材，我们觉得自己拍的都不如您的效果好。”
而看到工作人员拿着相机在节目录制的时候狂拍照片，他笑着说，“你一定会成功的”，“拍上千张照片总会有好的，我的一系列获奖作品就是这么做到的。”
（《同学》工作室 郝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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