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现在我们分享的问题是：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历史上有一段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1945年的某一天，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的窑洞里去做客，问：你来到延安这几天，对你看到的、听到的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我活了60多岁了，听到的不说了，光看到的我很有体会。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往往在开始的时候信心百倍、精神抖擞，努力想建设好一个国家，可是时间长了，慢慢地精神就懈怠了，人们思想的惰性就慢慢地暴露出来了，就开始有了彼此的一些情绪、关系的紧张。所以我发现一个政权，它兴盛的时候看起来蓬勃向上，但是它的衰亡有时候也很快。当我们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发现有这样堕落的趋势的时候，再来挽救它就已经晚了。所以这是一条历史的周期率。我们的党也在努力地避免这种状况，来保持一种好的发展的状态，但是我想知道能不能找到这样一种好的办法。毛泽东说：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避免发生这样一种历史周期率的办法。是什么呢？要人民监督，要实行民主。毛泽东这样一个结论、这样一个判断到现在仍然很有现实意义。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第一，思想革命是中国改革的前提。中国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革命，是人的思想的革命，人的思想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在碰到问题的时候，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往往首先看一看本本上有没有，老祖宗说过没有。这样一种做法，这样一种想法，这样一种观念，成为中国发展的比较大的阻力。中国要摆脱贫困，要进行改革，要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要改变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改正自己的错误，要拨乱反正，首先要进行一次思想的革命。所以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具有思想革命的意义。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学术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但它的意义绝不在于、绝不局限于理论的范围、学术的范围，而更具有社会的意义，更具有政治变革的意义。也就是说，通过讨论我们确立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改变了人们教条主义的思想僵化的观念，人们的这样一种僵化的思维的方式，将人们从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那么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两种极端的错误的观点，特别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我们的改革走向何方？一些人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的感情，他们对于社会的差别畏之如虎。而另一些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希望走西方的发展道路，觉得西方自由化的社会一切都非常的美好，所以这条道路也必然地偏离我们中国发展的方向。邓小平告诉我们：我们要防止这样两种观点，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并不必然地属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也不必然地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所以正是对于计划和市场它的本质它的功能清楚地解释、清楚地把握，才使我们真正分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样一个思想的解放，使我们有了正确的改革方向。所以思想解放是中国改革的前提。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党的自我革命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推动改革成功的保证。一个先进的组织它不仅要有先进的理论，先进的观念，还要有一种不断自我批判、自我变革的勇气和机制。那么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我们前边讲过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这样的一种先进性，要保持它的这种纯洁性、革命性，必须有一种自我革命的勇气和精神。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我们这个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才是一种先进的党？我们的党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我们党的领导以怎样的方式，才是一种善于领导、优秀领导的方式呢？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我想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党要密切联系群众。那么坚持群众的观点，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我们党的优势，也是我们党的传统；而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监督，脱离群众的立场，脱离群众的利益，那么必然地党的领导的方式会走向偏差。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过去出现了一些错误，这固然和一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工作制度、我们的组织制度出现了问题。所以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做坏事，制度不好有些好人也没法做好事。所以制度的问题是一个关键、根本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进行社会革命。曾经一个工厂领导讲过一个事情，他说，在理发店，工人们怨气很大，不仅排队要很长时间，理发也得等很长时间，而且有时候理发师理着理着就跑了。他干吗去了？他听说厂子里在分肉分鱼，所以给你头发理了一半就不见人了。所以他进行了一些改革：计件工资，每月评奖，但是效果都不太好，有时候人们为了奖金打架，有时候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所以他说，这种情况不是工人懒惰，也不是领导无能，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制度。
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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