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诞生记

　　1918年的岁末，寒风凛冽的黄浦江码头上，一位离“家”已经整16年的青年，怀揣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证书和两只大布包，踏上了外滩的十字街头。这个青年叫李书诗，号汉俊，后来我们在中共一大代表的名单上所看到的“李汉俊”就是他。

　　他从日本带回的两只布包中没有一本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书，尽是英、德、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刊。

　　李汉俊经人介绍，住进了上海渔阳里。8个月后，陈独秀便来此，开始了他和战友们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这里也成为中共创建早期的办公地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筹备地。

　　1920年1月初，这一年的上海格外寒冷，雪花覆盖了黄浦江两岸。

　　“我感觉到了你们身边，如同靠在熊熊燃烧着的熔炉边一样，格外温暖！”陈独秀是个情绪始终激荡的人，他坐下来就开始与李汉俊、陈望道等商量一件大事。

　　“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党。这次在离开北平时，我与李大钊先生就讨论过这事。此行到上海来，就是想与诸君一起完成此大业！”陈独秀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任务与观点。

　　“成立政党，必须先有思想上的准备啊！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传播非常混乱，应当有个权威的阵地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出去。”陈望道说。

　　李汉俊比陈望道大一岁，他说：“我同意望道弟的意见。建党必须先得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透、研究好后，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所以我建议：一是可以仿效日本政党的做法，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尽快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

　　陈独秀频频点头，说：“你们的意见极是。组建政党必须理论开道才是！”边说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的他突然停下道：“这样，我们第一件事，是尽快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然后想法在汉俊你们的《星期评论》上发表。第二件事是马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还有，我也尽快把《新青年》从北京再搬回上海，要让它成为新的政党的机关报……”

　　“完全同意仲甫先生的意见，我们马上分头行动！”李汉俊和陈望道异口同声表示赞同。“仲甫”是陈独秀的字号，早期党内的同志都这样称呼他。

　　后来，李汉俊把自己从日本带回的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望道。“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必须字字翻译准确，此事非望道莫属！”陈独秀紧握陈望道的双手，深情地道：“拜托了！”末后又说：“望道，你最好别在上海，躲到哪个世外桃源去把它突击翻译出来吧！”

　　陈望道苦笑道：“那只能回我老家义乌了！那儿就是你们想找我也不容易找得到呢！”

　　“太好了！”李汉俊兴奋地说，“我随时把《星期评论》的版面给你腾出来。”

　　陈独秀马上摆摆手：“可不是仅仅在你的《星期评论》上发，还应该出单行本！让所有中国革命者和进步的青年们人手一册！”

　　李汉俊和陈望道相视一笑，这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同路者的信念。

　　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两本外文版《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浙东小山村分水塘。

　　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柴屋里搁了一张桌子，开始了他的翻译。

　　“融儿，这里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吧！”母亲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一边给他的双腿盖上一件厚棉衣。

　　“不妨，娘。这里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埋头继续翻着那本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

　　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乏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炬，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呀！

　　你听，其声如擂鼓，振聋发聩——“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游荡。”

　　你听，其声如擂鼓，让人清晰明了——“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就是世界的未来！中国的未来！

　　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便高声地用英语或用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

　　古朴的山乡让陈望道得以全神贯注地进行着自己的翻译，神往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出的世界风云。

　　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并且更加坚信它就是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唯有笔尖在纸张上“沙沙”作响……

　　这时，母亲拿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进了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不舍打扰，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掩上。

　　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雨水从屋檐滴下，恰好落在柴房的小半边屋顶上，“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与文献译著之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只是感到饥肠辘辘时，才下意识地伸手抓起桌上的粽子，用手扒拉着解开粽叶，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咀嚼着那母亲专门为他包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很润、很甜，就这样边吃边译……

　　“融儿，红糖够不够呀？”这是母亲的声音，她怕打扰儿子，就站在门外问道。

　　“够了够了……蛮甜的了！”儿子在里边传出话来。

　　快到傍晚时分，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柴门，去给儿子收拾碗筷。嗯？碟子里的红糖咋没动？母亲觉得奇怪，便看看仍在埋头写字的儿子，越看越不对劲：“你的嘴上咋弄得这么黑呀？”

　　“啥？”陈望道这时才抬起头来。

　　“哎呀！尽是墨哪……”母亲叫了起来，“你咋把墨弄到嘴里去了嘛？”

　　陈望道顺手往嘴边一抹，再一看，便哈哈大笑起来：“娘，是我刚才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着吃了……”

　　“看你！”母亲心疼地嗔了一眼儿子，嘀咕道，“你啊，一有书看，有字写，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跟糖能一样吗？我看，都是这书把你搞糊涂了。”

　　儿子笑了，说：“娘，我没糊涂，你的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也很甜呢！”

　　陈望道完成翻译之后，立即返回上海，将翻译的中文稿交给了李汉俊和陈独秀。陈独秀对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大加赞赏，但是说到出版，这位囊中羞涩的大教授就有些为难了。

　　李汉俊刚回国就投身宣传马克思主义，所办的《星期评论》杂志本来就是自己和朋友掏钱的赔本买卖，怎能再血本付出。陈望道苦干了几个月的“义务劳动”，也没人再好意思让他“出血”。

　　已经几个月没薪水的大教授陈独秀无奈地双手一摊，耸耸肩，自嘲道：秀才想打仗，没钱买枪炮……实在是愁煞人啊！

　　就在这个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来一位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第一站到的是北京。他首先找到了正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李大钊，向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李大钊则向维经斯基介绍中国的革命形势和五四运动的过程与性质，同时又把邓中夏等进步学生介绍给维经斯基。

　　随后维经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来到上海，迫不及待地去见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

　　“我们现在是要啥没啥，除了一张嘴和一支笔外……”陈独秀对维经斯基的到来十分高兴，见了客人，他的直性子就上来了，因为此时他正发愁没钱出版《共产党宣言》。

　　“这个我们支持！”维经斯基立即拿出1000元大洋的银票交给陈独秀。

　　陈独秀接过银票，大喜。他随即交代李汉俊：“找个进步的出版社，抓紧印！”

　　很快，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诞生了！它如一束迷雾中透出的阳光，迅速驱散了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者头上笼罩的阴霾……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即文学家茅盾）、邵力子等。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

　　之后，李汉俊等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名义，开始向北京、长沙、武汉、山东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写信，要求建立起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加紧筹建“中国共产党”。

　　“到底叫‘社会党’还是……”陈独秀在关于党的名称上有些拿不准，便与北平的李大钊商量。

　　“叫‘共产党’！”李大钊毫不犹豫道。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是由“北李南陈”确定下来的。

　　下面的许多事我们都知道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地址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该房子是李汉俊和他哥哥李书成的寓所，人称“李公馆”。

　　中国的伟大历史就从这里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