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学之盛甲天下，兵书之富也是举世瞩目。据不完全统计，见诸著录的兵书存目约2000部以上，现存者有500部左右，有较大价值的约有50部，其中以《武经七书》最享盛名。有着“武学圣典，兵家宝鉴”之誉。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部书。
北宋元丰三年，即1080年，神宗皇帝命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挑选、汇编兵书，他们从当时流行的三百四十多部兵书中挑选出《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等七部，作为武学经典，并把它们定为武学教科书，称之为《武经七书》。
《武经七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理论名著的汇集，也是第一部官定的军事教科书。它基本包括了北宋以前军事的代表作，是我国冷兵器时代军事思想的结晶，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中的瑰宝。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对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那么，这七部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先说《孙子兵法》。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部著作，俗称《孙子》，作者是春秋末期的孙武。《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兵书，其内容博大精深，理论高度概括，逻辑缜密严谨，实践层出不穷。
该书自问世以来，就对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人们尊奉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它不仅是历代军事家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必读之书，其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战而屈人之兵”“避实击虚”等军事格言，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智慧而广为流传，特别是这部书中的一些思想和基本原则已渗透到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外交谈判等诸多领域。
正是因为孙武在军事领域概括和总结出了异常丰富的哲学道理，才确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并列的地位。
再说《吴子》。《吴子》又称《吴起兵法》，相传其作者为战国初期政治家、军事家吴起。经研究，一般认为《吴子》的基本思想出自吴起，是由吴起的后学记录、整理和增补，又经过汉人的修订删补，才以今天的面貌流传于世的。
《吴子》总结和研究了当时的战争经验，丰富了古代军事理论。其中“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指导思想；根据敌情，审时度势，用不同的对策打击敌人的思想；看准时机，猛攻敌人薄弱环节的思想等都便于操作，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第三说《司马法》。《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旧题作者为司马穰苴。穰苴，姓田，春秋后期齐国人，因为官至大司马，所以称为“司马穰苴”。但据后人研究，《司马法》实为一部 “混合型”兵书，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其一，古代《司马兵法》， 即西周时期供武官学习或遵循的法典性兵学著作，这是它的主体；其二，春秋时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的兵学观点以及他对古代《司马兵法》的诠释；其三，战国中期齐威王时期的大夫们在“追论”古代《司马兵法》时，根据战国时代新的战争特点加入的一些兵家言论。
从内容来看，《司马法》不同于专门讨论兵略的其他兵书，而是以追述古代军礼或军法为主。书中保存了许多古代用兵、治兵的原则，以及以法制军的思想和大量具体的军法内容，包括军队编制、阵法操练、旌旗鼓铎的使用，夏商周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以及爵赏诛罚的各种规定。此外，书中还蕴含有丰富的哲理，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及轻与重的辩证关系，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也非常重视。
还需指出的是，书中所述经国治军思想的核心是礼、仁、信、义、勇、智“六德”，强调“以仁为本”“以礼为固”，这是把儒家思想融会贯通到治军的理论当中。在阐明军事原则时，则注意从众寡、轻重、治乱、进退、难易、固危、强静与微静、小惧与大惧等各种关系分析问题，带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第四说《尉缭子》。《尉缭子》相传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尉缭所著，共分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等二十四篇，论述了统率军队、整训士卒、健全军法、告诫将领以及安民、胜敌的权术与谋略，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此书的重要性还表现为它既是现存“兵形势家”的唯一著述，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对战国兵书的渗透与影响。它所倡导的“挟义而战”“武表文里”的战争观念，“明法审令”“举贤用能”的治军思想，“权敌审将”“轻疾机动”的作战指导原则，均在我国兵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第五是《六韬》。《六韬》相传为周初太公望姜尚所著，全书以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对话的形式编著而成。后据学者考证，其成书年代大约是在战国末期。
所谓“六韬”，分别是文韬：主要讲国家的治理，强调国富民强和道德教化的重要性。武韬：主要讲对敌作战的策略。龙韬：主要讲军事的指挥与布置。虎韬：主要讲在开阔地带作战中应注意的具体问题。豹韬：主要讲在狭隘地带作战中应采取的具体对策。天韬：主要讲军队的配合以及作战素质的提高等问题。《六韬》集中体现了战国后期学术思潮融会贯通的趋势。
第六是《三略》。《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据传是黄石公传书于张良。据现代学者考证，此书约成于西汉末年，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
现存的《三略》分为上略、中略和下略三卷。综合观之，这部书体现了封建大一统兵学的特点。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确立时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需要为其服务的兵学。《三略》正是适应这一时代需要的产物。它所关注的问题，既是总结“取天下”的经验，更是探讨“安天下”“治天下”的基本原则。这一时代文化精神从《三略》表述的理论宗旨，如“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中就有突出的反映。《三略》的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它偏重于阐述政略，这同《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侧重于阐述兵略有着较大差异，而这恰恰是大一统时代精神指导规范兵学建设的客观反映。第二，它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论述君主与将帅、君主与群臣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君主如何驭将统众的原则，这同样是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指导规范当时兵学理论建设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三略》更像是一部政治学著作。
第七是《李卫公问对》。《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一部记录唐太宗和李靖关于军事问答的著作。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四十问答，中卷三十三问答，下卷二十五问答，凡九十八次问答。
此书的作者李靖，字药师，因功封卫国公，所以称其为李卫公。他精熟兵法，著有多种兵书，只可惜大多散佚了。
《李卫公问对》一书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对用兵的策略、军队的编制、作战的阵法、将领的选用以及军事教育等问题都有论及。比如在论述奇正相交之术时，李靖认为奇正战术应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临时制变，决不可“徒诵空文”。他通过破突厥、征西域、诸葛亮七擒孟获、霍去病出击匈奴等战例来说明奇正相交的道理，并提出了“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的著名论断。在关于军队训练的问对上，李靖非常注重训练方法。他认为“教得其法，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应该说，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丰富，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也趋于多元、复杂和缜密，这一点从这部书中就可以窥见。
从这七部书的内容和价值来看，宋代学人对兵学经典的认识与遴选，的确是独具匠心、别出心裁的。其眼光之独到，选择之精准，令人叹为观止。
《武经七书》中的每部书都各有特点，它们体现出的思想不仅丰富实用，而且对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首先，提出了重战、慎战、善战的思想。书中论述了战争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战争的地位、作用、性质，对战争的态度，战争和政治、经济、外交、民众、自然条件的关系，取胜的因素等。认为 “兵者，国之大事也”，把战争与治理国家联系起来，看作国家的、正常的大事，而不是简单地指斥为“凶器”“逆德”，也就是说，既不消极避谈军旅之事，也不是穷兵黩武。此外，书中还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国之道“先戒为宝”等慎战主张。在关于战争的“义”和“不义”这一根本问题上，认为“禁暴救乱曰义”，“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这都是具有警示意义的言论。
其次，重视计谋和战争策略，体现以“智”使“力”的“智力观”。《武经七书》反映了古代兵家的战略观念和制定、运用战略的原则，其核心是把运用谋略作为首要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书又是一部战略性的兵书。
第三，主动、机动、应变的用兵作战方法。书中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能夺人而不夺于人”，甚至认为兵法千章万句，其要义就在于此。书中还提出要争取主动权，并论述了奇正、虚实、分合、因情造势等方法，并结合天、地、人的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用兵作战的原则。后人提出的兵经百家、用兵百法等，大多都源于此书。
第四，以“将”“法”作为治军之要。书中对将帅的地位、作用、条件、职责等均有较多的论述，有的还设置了专篇，如《吴子》中的《论将》，《尉缭子》中的《将理》，《六韬》中的《论将》《立将》《将威》等。无数的战例表明，将领的素质和气质，往往决定了士兵的作战能力和勇气，因此，选将具有重要的意义。书中突出了“知兵之将，生命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的思想。关于军队制度、律令、法规、军队组织、战斗力等方面的意义和作用，除了理论性论述之外，还有许多具体的阐发，体现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最后，书中有着丰富的古典军事哲学，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兵学中的运用。主要有反对战争中的“天命观”，而强调人事；注重实情，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智”使“力”的“智力观”和“趋利避害”的“利害观”；注意从总体上、多角度地观察战争，并意识到军事领域中矛盾对立的现象及其转化条件。
总之，《武经七书》所体现的思想往往具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和原则，这也是此书至今仍为中外人士所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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