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精神：书写知识报国的光荣与梦想

部分西迁老教授行走在西安交通大学梧桐道上。资料图片

2020年4月3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援鄂医疗队队员返回医院时受到热烈欢迎。新华社发

西安交通大学新貌。资料图片

　　在西安交通大学校园，有一条著名的梧桐道。道路两侧的梧桐高耸入云，有双手合抱粗。每到秋天，金黄的落叶簌簌飘落，成为校园的一道美丽风景。

　　这些大树并不本就根植于此。它们是65年前交通大学由上海迁至西安时从南方运来，再由交大人一棵棵亲手种下的。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它们默默见证了交大西迁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时间回到1955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新中国工业建设方兴未艾。这一年4月，出于工业建设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决定。

　　一呼而百者应。1956年，数千名交大师生员工与家属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坐上了西行的列车，从繁华的大上海奔赴艰苦的大西北，满腔热情地投身于西部的开发建设。

　　65年来，一代代西迁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在麦田上建立起西部首屈一指的科教重地，为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代代西迁人薪火相传、无私奉献，铸就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2020年4月22日，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交大西迁博物馆，亲切会见14位西迁老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谈起老教授们两年前给他写的一封来信，“看了你们的信我非常感动，产生了强烈共鸣”。习近平总书记说：“从黄浦江畔搬到渭水之滨，你们打起背包就出发，舍小家顾大家。交大西迁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讲、对西部发展战略布局来讲，意义都十分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他勉励广大师生大力弘扬“西迁精神”，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绩。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站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抚今追昔，西迁精神和它背后的故事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它也将激励和鼓舞更多知识分子，用爱国、奋斗、创新继续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

　　1956年8月10日，上海徐家汇车站。从这里，6000多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负行李，冒着酷暑，踏上西行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掀起高潮。

　　西迁的交大人中，有著名的学科带头人、教授，也有讲师、助教、管理职员、技术员，还有炊事员、理发师、花工等后勤服务人员，甚至包括酱菜厂、煤球厂的工人。据统计，交大西迁中，学校17位党委委员中有16人迁到了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等占教师总数70%以上。

　　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本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有着相对不错的生活。西行，就意味着放弃这一切，从头来过。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和信念，让这些交大人毅然决然作出了西迁的决定？答案或许早已写在西迁专列的车票上。“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这十个大字，鲜明地揭示了西迁创业的主题。

　　“交通大学的迁校是在国家全面推进工业现代化建设，大西北日益成为重要开发建设区域，亟待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研究和兴办工厂企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并充分考虑到沿海局势、交大自身建设发展等多种因素。”西安交通大学校史专家贾箭鸣说。

　　把国家民族的要求与学校命运、个人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到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这样的爱国主义精神，构成了西迁精神的核心内涵。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涌现出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交大的领导率先垂范：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彭康，既大力加强组织宣传，又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时任副校长的陈石英不顾65岁高龄，出任迁校委员会主任，前后数年奔波操劳；1955年11月调任交大副校长的苏庄，一到校就具体组织开展迁校工作。

　　我国“电机之父”、钱学森的老师钟兆琳，迁校时已50多岁，夫人卧病在床需要照顾。周恩来同志曾提出，钟先生就不必去西安了。但钟兆琳却婉拒了。他将妻子安顿在女儿家，孤身一人来到西安，过上了每天吃食堂、住宿舍的生活。

　　我国自动控制与电子工程领域的奠基者沈尚贤，不仅自己带头报名西迁，还动员妹妹沈德贤一家到大西北创业。在他的感召下，妹夫陈国光也毅然放弃在上海的工作，随交大西迁，成为无线电系的教师。

　　时年66岁的沪上名医沈云扉，作为西迁中最年长的工作人员，不顾彭康校长的劝阻，与侄子一同奔赴西部，投入学校医务所的建设。他的词作“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令人动容。

　　回忆当时迁校的情景，西迁老教授卢英烈觉得用“争先恐后，积极踊跃”这八个字来形容最合适。“每个西迁人都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都经历了一场‘大我’与‘小我’的博弈。对每个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付出，还影响到以后的几代人。”

　　卢英烈记得，西迁时，交大校园里流传着三句感人至深的口号。第一句是“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第二句是“党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起行囊去哪里”；第三句是“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西迁人坚决听党指挥跟党走，前赴后继、上下求索，生动诠释了爱国奉献、无怨无悔的高尚情怀。”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韩锐说。

　　到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西迁精神不仅激励着西迁的交大人，也鼓舞着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

　　在生态治理的战场上，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孔海南20多年间，常年往返于上海和昆明之间，一年有200多天都待在洱海边的现场研究站，只为让洱海重回清澈；在教育帮扶的战场上，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的邓屹杉，主动报名“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支教教师，用自己的知识和热情，为边疆充满求知欲的孩子们送去温暖和希望；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毕业于山东聊城大学的高星，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响应“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号召，扎根雪域高原，克服了高原缺氧、生活贫苦的困难，为西藏基层一线的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西迁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它激励人们在国家利益与个人生活冲突时，自觉以国家需要为重、以民族大义为念，舍小家顾大家，在国家发展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忘我拼搏，在困境中求突破

　　1956年8月，乘坐了近40个小时的专列抵达西安后，昏昏沉沉的马知恩一下车，眼中所见的西安是这样的：“第一感觉西安确实比较落后，路都是土路，房子都很矮小，不像上海到处是高楼大厦。”

　　根据西迁老教授们的回忆，师生员工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比来西安前想象到的要多得多，很多副食品、生活日用品和一些必要的教学用具等供应都很困难。那时校园内的道路还正在铺设，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学生从宿舍生活区到教学区上课往返都要走用竹竿和竹片搭成的“浮桥”。

　　肩负无比光荣的使命，脚下的路却极为艰辛。尽管如此，交大人始终秉持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困境中求突破，在逆境中求新机。面对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繁重的建校任务，他们并没有因此放松对学生的培养，没有降低对青年教师的要求，更没有放松对科学技术的研究。

　　在彭康校长的带领下，大家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张鸿副校长亲自主讲高等数学，指导青年教师。彭康校长、苏庄副校长经常到教室检查听课，教师、实验人员本着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奋发进取的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千方百计进一步开拓校内外实习实验基地和支援地方工农业。

　　在当年的交大校园，教职员工忘我拼搏、苦干实干蔚然成风。

　　踊跃西迁的朱城，创办工程力学专业，除了吃饭睡觉，全身心投入新专业的兴办和发展上。授课之余，他抓紧时间编写急需的讲义教材，著成了堪与国际大师铁木辛柯相媲美的中国版《材料力学》。

　　孤身一人西迁的钟兆琳，不顾自己年近花甲又患多种慢性病，为教学倾尽了全力；作为系主任，他事必躬亲、迎难而上，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

　　举家西迁的殷大钧，不仅坚守物理教学建设一线，还积极投身全国性教材的编写、名著翻译、交大物理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建立等工作中。独生女在清华因病去世，他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他忍受着巨大的悲痛，仍然日夜伏案备课、坚持工作。

　　在殷大钧、赵富鑫、吴百诗等老一辈西迁人的艰苦奋斗下，学校机、电、动老专业传统优势得到全面发挥，焕发出巨大的威力，同时工程力学系、工程物理系、无线电系和一批反映当时最新科技发展的新专业相继建成，并设立了第一批15个研究所，新建实验室的面积3倍于迁校前。

　　西迁65年来，西安交大累计培养了28万名毕业生，如今他们广泛分布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培养了30多位院士，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奠定了西部工业发展必需的高等教育基础，坚定地传承履行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历史使命。

　　“幸福美好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靠艰苦奋斗来创造。”艰苦奋斗，既是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也是西迁精神的重要内涵。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都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用鲜血和汗水在艰苦奋斗中换来的。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重大的历史进步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灾难之后，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历练、成长起来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必然会有很多艰难险阻，这就更需要我们发扬西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坚持艰苦奋斗，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顺利前进。

　　敢为人先，攻坚科技创新高峰

　　走进交大西迁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史料，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记录了交大西迁后创造的许多个“第一”：1959年，设计和制造了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1970年代，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光笔图形显示器；1978年，发明了我国第一台涡流式测振仪；1989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JTR-1型教学机器人；2000年，国内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扫描制式转换及视频处理芯片在这里诞生……

　　数不清的“第一”，刻录下共和国的光荣与梦想，也镌刻着一个个闪光的交大人的名字，彰显了西迁人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精神品格。

　　作为交大西迁人，周惠久在“知天命”时，带着一家七口全部西迁。作为铸造、金属质量评价检验方面的权威，周惠久在1958年创立的“多次冲击抗力理论”，与北大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清华的核反应堆等，被列为全国高校科研的“五朵金花”之一。

　　他的贡献不止于此。20世纪70年代，国内仿制的油井吊卡是石油开采的主要器械，当时“铁人”王进喜感叹道：“这些肥头大耳的外国货，钻井工人凭体力进行操作和搬动，30多岁就干不动了。啥时候能造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把那些傻大笨粗的洋玩意儿赶下我们的钻台！”

　　面对石油工人的迫切需求，周惠久带领师生在宝鸡石油机械厂刻苦攻关，研制出的轻型吊卡强度高，而重量仅为外国产品的45%和60%。当数千里之外的王进喜收到周惠久团队寄发的两副轻型吊卡后，惊喜地笑出声来。

　　从开学第一课对西迁精神和西迁历史的了解学习，到老师同学们口口相传的周惠久等老一辈交大西迁人的故事，材料学院青年学生钱旦说，传承西迁精神，不断创新进取，早已是他根植于内心的价值选择。

　　“当创新创业成为国家战略，我们也深感青年一代责任重大。”2017年，钱旦作为创新创业团队核心成员，带领团队一举斩获第三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他们的项目以压铸模具涂层技术指标超越国际龙头企业巴尔查斯而成为行业翘楚。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西迁精神的指引下，西迁人又紧紧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等历史机遇，主动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危机和挑战，不断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2015年，“丝绸之路大学联盟”成立，截至目前，已吸引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154所大学加盟；2020年，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300多个科研平台开放全球合作模式，旨在打通校企产学研融合创新全链条，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特区”……

　　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精神，不仅在西迁人身上发扬光大，在新时代的科技工作者身上，也得到传承和弘扬。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势头强劲，一大批全球领先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继承和发扬西迁精神，需要我们抓住机遇，为战胜疫情、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需要我们肩负历史责任，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破解制约国家科技发展的“卡脖子”难题；更需要我们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工作中，撸起袖子加油干，接续新时代爱国奋斗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