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印记》第8集：调研出真知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八一电影制片厂解说员吴俊全。

　　我讲述的文物是毛泽东留存最早的农村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这本只有12页的小册子现收藏在武汉革命博物馆内。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32开纸质铅印本。长19厘米，宽13厘米，用粗线装订。封面上端从右至左印有“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红字书名，稍下方印有“毛泽东著”。

△图为毛泽东留存最早的农村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

　　翻开泛黄的纸页，看到一个世纪前农户家庭详尽的收支记录，人们仿佛回到了1926年的湖南农村。

　　1926年，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同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前往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老家湘潭，他与佃农张连初促膝长谈，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调查材料。

△图为《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内页

　　翻开这份调查报告你会发现，毛泽东通过对张连初家庭情况的摸排，他核算出：如果没有天灾人祸，这户佃农“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于是，他在报告中写道：

　　“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然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撰写《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的过程，为毛泽东日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毛泽东就提出，既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他说，以往思想界“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结果，“凑热闹成了风”。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早在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们如果要在现在的世界上稍为尽一些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要对这地盘内的情况加以实地的调查和研究。所以，毛泽东的做派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是（所说的）实事求是。

　　写完《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之后，毛泽东并没有停止调查的脚步。他还要到中国农村去看看：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1927年年初，34岁的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提着装有笔纸的布袋子，用30多天的时间，徒步700公里，足迹遍布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他发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寒冬里的湘西农村热火朝天。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毛泽东说，农民运动不是“糟得狠”而是“好得狠”。在我们党内，毛泽东不是第一个从事农民运动的。但是在农民运动理论造诣最深的是毛泽东。他深知中国革命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没有农民参加革命，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从湘西农村回到武汉后，怀揣《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这本小册子，毛泽东站到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台。

△图为1927年的武昌农讲所大门

　　1927年4月4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学典礼。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名学员如同涓涓细流在此相汇。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举办农讲所期间，武汉是大革命高潮的中心，就像延安一样，是全国各地青年向往的地方。

△图为毛泽东在武昌农讲所讲授课程的场景

　　毛泽东亲自为学员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两门课程，并作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专题报告。武汉革命博物馆讲解员李丹说，上课时，毛泽东最爱用例子深入浅出地讲道理。

　　毛泽东在黑板上画了三根竹子。一根向左弯，一根向右弯，中间的一根是直的。他边画边讲：一根竹子弯了必须向相反的方向狠掰。这就是矫枉需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道理。

　　讲习所将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正式发表。学员们通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也将革命的火种埋进心中。毕业后，他们就像星星之火，在随后更为严酷的革命斗争中，燃成燎原之势。

△图为如今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陈佳怡：我是2002年在武汉出生，是武汉革命博物馆的一名志愿者讲解员，目前还是一名大学生。童年记忆中，我很想成为革命博物馆里那些讲解员。长大后，我加入到了志愿讲解队伍，很幸运地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

　　在一次讲解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位来自黄冈的老爷爷，他向我感慨说，武汉真是一座英雄城市，武汉人真是了不起。他说这话时，眼睛亮亮的，音调高高的。老人对英雄的敬仰感染着我。我们青年人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更是为了传承这些历史、这些精神，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