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建党伊始，就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一百年来，干部工作取得重大理论、实践、制度创新成果：
探索出一套中国特色的干部工作政策理论体系。确定了党管干部原则，明确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标准，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好干部标准提出具体要求，适应了时代发展需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培养了一支勇担历史使命的干部队伍。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从脱贫攻坚到抗击疫情，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从廖俊波到黄文秀，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适应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需要的领导骨干和宏大的干部队伍，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干部育选管用制度机制。围绕干部教育培训、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管理监督、激励惩戒，以及公务员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精细，从零散到系统配套，干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大木百寻，根积深也；沧海万仞，众流成也。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坚强有力，选人用人机制科学有效，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必定能凝聚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辉煌业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干部管理体制制度初步确立
我们党的干部管理制度初创于革命战争年代。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的这28年，党围绕建设一支勇担救国救民历史大任的干部队伍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制度。
确立了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建党初期，党对干部的选拔任用主要体现在对党组织领导人的产生和管理上。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干部的决定作用和枢纽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干部政策，标志着党的干部工作开始逐步走上正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提出了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毛泽东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提出了“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和党的七大，又提出了团结干部、爱护干部、识别干部、使用干部、教育干部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初步形成了一套集中统一管理干部的体制。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1938年，中央决定在敌后方的各中央分局、区、地、县、市、分区的党委设立组织部，集中管理干部的考察、征调和分配等工作，并且开始出现了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在管理上的分工。1941年10月，中央进一步明确规定，除了军队干部由军委总政治部管理外，中央与各地的干部由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
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干部管理制度。延安时期，我们党逐步建立了干部学习教育培训、干部选拔、干部考核、干部审查、干部调配与交流等制度。尤其是学校教育和在职教育结合，形成了适应当时革命战争与边区建设需要的全新干部教育模式，培养了约百万名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解放战争后期，党的干部工作主要是集中精力大规模调配干部，通过大量培养与提拔新干部等，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干部。1948年10月，中央提出大规模培训干部的计划，要求通过党校、军政学校以及其他方式，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事项的干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对执政条件下干部管理制度的积极探索
从新中国建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这30年，是党对执政条件下干部管理制度进行探索，逐步形成一套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干部管理基本制度的重要时期。
建立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为适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1953年11月，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决定逐步建立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统一管理下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这是干部管理体制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促使党的干部管理向职级定位、分门别类、科学管理干部的方向迈出重要步伐，奠定了我国党政干部管理制度的基础。1955年10月，这一制度在全国正式建立起来。
注重干部制度的系统与配套建设。1952年8月，颁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奖惩暂行条例》；1954年12月，印发《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1956年7月，印发《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党和国家根据经济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需要，先后建立了干部录用、考核、奖惩、培训、工资、交流、退休等一系列制度。
注重干部制度的探索与创新。八大前夕到60年代初，党在干部制度建设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和观点。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从此，“懂政治、懂业务、又红又专”成为考察干部的重要标准。这一时期提出的观点还有：党要管党，一定要管好干部，管好党员，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是管好干部；在干部工作方面要逐步地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使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制度；要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制度和大力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等等。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遭到最严重挫折和损失的十年，组织、人事部门陷于瘫痪，党的干部制度建设遭受严重破坏，教训十分深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全面规范整体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干部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干部制度逐步形成。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前后，党中央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及时提出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使干部工作出现了新面貌。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1979年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提出，大规模地组织干部重新进行学习，计划用3—5年时间，将各地方各单位的干部普遍轮训一遍。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经过党的十二大的正式确定，成为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基本方针。1982年，建立了干部离退休制度，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年轻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在实现干部新老合作与交替方面迈出重要步伐。
党的十三大前后，进行了以纵向分权、横向分类为内容的改革。按照“管少、管好、管活”的原则，下放干部管理权限，调整干部管理范围，实行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体制；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以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为重点，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前后到十六大前，着重进行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规范选拔任用干部工作的党内法规。颁布实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公务员制度在我国开始建立，“凡进必考”逐渐成为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主要途径。下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干部制度改革进入一个全面规范、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干部考核、交流、培训等工作也迈出了较大步伐。各地积极探索，创造了任前公示制、考察预告制、待岗制等做法。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前，党中央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重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整体推进中不断深化。2002年7月，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防止和纠正用人上不正之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式颁布，这是我国第一部带有干部人事管理总章程性质的重要法律，标志着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已经形成。2006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及职务任期、交流、回避等法规文件印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思想指引干部制度日臻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干部制度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革故鼎新、日臻完善。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保证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中。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期好干部标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时代内涵。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强调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中央两次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突出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纠正“四唯”取人偏向。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中央办公厅两次印发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对领导班子建设作出全面规划，锻造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强领导集体。
全面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积极推进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素质培养体系建设，干部成长的方向更加明确、路径更加优化。各级党组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培养干部的首要政治任务，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围绕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干部参加援派、挂职，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地区培养锻炼干部。2015年10月，中央修订颁布《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为培养造就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提供重要保证。
把功夫下在平时，积极推进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建设，选干部配班子的基础更加扎实、方式更加精准科学。2019年4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首次以条例形式对干部考核工作作出总体规范，改进年度考核、平时考核、专项考核、任期考核，加强对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实绩考核。2020年10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对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提出明确要求。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把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教育培养、管理监督、激励约束、问责追责等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
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积极推进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人事相宜的选拔任用体系建设，着眼事业需要选贤任能的导向更加鲜明、来源更加广泛。把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中表现优秀的干部发现出来、使用起来。明确把政治素质考察作为重中之重，注重拓宽干部来源渠道，大力选拔既具有领导才干又具有专业本领的干部。党中央先后出台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和防止干部“带病提拔”意见，严格执行“凡提四必”“双签字”制度。两次下发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意见，着眼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需要，提出年轻干部常态化配备目标。
注重持续发力、抓住“关键少数”，积极推进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建设，政治生态明显净化、风气日益清朗。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加大对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力度，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以党内法规形式就组织处理作出全面规定。集中开展“三超两乱”“裸官”“吃空饷”以及干部档案造假、领导干部违规兼职、因私出国（境）等专项整治，持续整治“四风”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台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干部选拔任用纪实、规范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等制度，开展巡视选人用人专项检查，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注重统筹施策、鼓励担当作为，积极推进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建设，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氛围和环境进一步形成。2018年5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从政治教育、思想引导、选拔任用、待遇保障、人文关怀等方面提出要求；2019年8月，中央组织部配套制定9条具体措施，加强对敢担当、善作为干部的激励保护。评选表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最美公务员，在全国范围选树宣传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先进典型，激励引导广大干部见贤思齐、比学赶超。
加强党对公务员队伍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畅通职级晋升通道；深化公务员分类管理，提高公务员管理效能和科学化水平。2019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实施公务员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意见》。之后，中央组织部印发文件对公务员录用、调任、培训、考核等作出规定，依法管理和培养锻造公务员队伍。
启 示
百年党史，也是一部干部奋斗史、干部工作探索史、干部制度建设史，取得了很多重大成就，积累了很多重要经验。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探寻源头脉络，一百年的干部工作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干部工作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主动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使干部工作更好地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并强化党管干部原则，把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权利牢牢掌握在各级党组织手上，保证了干部制度建设的正确方向；始终坚持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始终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始终坚持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作为一项战略性工程认真抓好，为党的事业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可靠的接班人；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地改革创新，不断推进干部工作科学化进程，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选贤任能的制度优势。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出发，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统筹抓好干部育选管用各个环节工作，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源源不断地培养造就一批又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中坚骨干，为“中华号”巨轮扬帆远航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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