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在上海完成了地方领导工作经验的积累”

　　采访对象：王战（中），1952年2月生，浙江宁海人。在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市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后曾任上海市社科院院长、上海市社科联主席。2019年1月退休。邢邦志（右），1963年10月生，安徽庐江人。2007年4月任上海市委研究室调研员、综合处副处长。现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丁伯婕（左），1972年9月生，天津人。2007年5月任上海市委研究室综合处副处长。现任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

　　采 访 组：田玉珏 桑 熙

　　采访日期：2018年1月10日

　　采访地点：上海市社科院会议室

　　采访组：王战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您是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是和他工作接触比较多的人。请您先谈谈习近平同志到上海之初的一些情况吧。

　　王战：的确，习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我主要承担市委文稿起草工作，和他有比较多的工作接触。我先从自己负责的工作谈谈与习书记的交集吧。

　　我当时负责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室兼三办”。“一室”就是市委研究室，主要从事文稿起草和课题调研工作。“三办”是市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办公室、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由我室党群处承担具体职能，分别从经济工作、重大课题和党建工作方面为市委科学决策提供服务。

　　习书记在上海工作虽然只有7个月零4天的时间，但我总体感觉，他走的每一步、部署的每一项工作，都很有章法，从整体上看有着严密的逻辑。

　　我理解，习书记在上海的工作，以2007年5月24日至28日市第九次党代会为界，可以分成上下两段。党代会前这一段，习书记的工作重点是围绕开好党代会、准备好党代会报告展开的。党代会之后，主要就是贯彻落实好党代会精神。在工作安排上，党代会之前，习书记是以调研和走访为主。党代会之后，是在调研基础上部署研究课题，落实工作举措和解决方案。

　　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面临一个非常特殊的形势，就是陈良宇严重违纪案件刚发生不久。习书记有一次召集我们讨论文稿，他心情沉重地说，以前在外面看上海这个地方，总认为上海做事是最规矩的，“文革”结束以来没出过什么大的事情。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领导同志都在上海工作过，一路走来，非常有成效，而陈良宇的事情一出，对党和政府的威信损害太大。所以，我认为，习书记在5月份第九次党代会召开之前做的所有工作，重点就是重建基层干部群众对市委市政府的信任，重树市委市政府的威信。

　　习书记到上海的第一周，就到党的一大、二大会址瞻仰。后来他到虹口区调研时还专门去了党的四大陈列馆，跑遍了上海所有党的重要纪念地。

　　在瞻仰一大会址时，习书记在董必武“作始也简，将毕也钜”的题词前面，驻足思考良久。我想，这契合了习书记来上海之后迫切想要解决的稳定人心的问题。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是党最重要的执政基础，回到党的诞生地重温辉煌历史的起点，明白我们从哪里来，也能让我们对脚下的路更加敬畏，也必须带着沉甸甸的责任走好未来的每一步。

　　习书记到区县调研的第一站选在浦东新区。这既是一次工作调研，更是坚定的政治表态，昭示着上海仍然要坚定不移扛起改革开放的大旗，继续抓好浦东开发开放。后来，他又先后到其他区县和民主党派、总工会、团市委、宣传系统等多个领域开展调研，还专门就世博会筹备情况召开会议、听取情况汇报。在与各界干部群众接触交流过程中，习书记极强的亲和力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工作调研不搞前呼后拥，与老百姓打交道从聊家常开始，老百姓拿他当自己人看待。从这方面看，习书记为重振上海干部群众士气做出了好榜样。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上任之初的工作主要是筹备市第九次党代会、写好党代会报告，这无疑也是市委研究室当时首要的工作。在报告中，必须直面对陈良宇违纪案和社保资金案的总结反思，当时是怎么做的？

　　王战：习书记到上海时，距离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是很紧张的。之前市委研究室已经提供了11份材料，习书记来了以后，我们向他汇报党代会报告起草的进度和主要考虑，请他给我们定调，提出修改意见。我感觉，当时习书记就已经在考虑，除了稳定人心之外，还要通过召开党代会传递声音，准确把握和指导上海未来五年的发展。

　　稳定人心，首要的是对陈良宇违纪案和社保资金案进行总结反思。这个问题，回避不掉也不能回避。在习书记主持召开的几个座谈会中，大家普遍感到之前的党代会报告稿对陈良宇违纪案和社保资金案的总结反思不够。

　　丁伯婕：开始的时候，我们向习书记报送的关于陈良宇问题的第一稿，篇幅只有一小段，习书记看了以后说，对这个问题要深入展开谈，要体现出上海对此案的深刻反思，体现出市委的坚决态度。后来，在他亲自修改下，这部分内容的篇幅不断拉长。

　　邢邦志：我们汇总了大家的意见，按照习书记的要求，根据当时中央对这起案件的定性说法、市委常委会务虚会的情况通报和市纪委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重点加强了对陈良宇案危害性的认识和存在问题的反思。最终稿中，这部分内容是这样写的：中央严肃查处社保资金案和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案件发生后，我们坚决按照中央要求，紧紧依靠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推进发展，坚定不移反对腐败，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保持了大局的稳定，这充分体现了上海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良好的整体素质和精神面貌。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起案件危害巨大、教训深刻，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损害，对市委的威信和形象造成了伤害，对上海的改革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对上海干部队伍的思想造成了严重冲击。市委常委会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查摆问题，深入分析原因，深刻进行反思。我们深切地感到，社保资金案和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发生，暴露出我们在党的自身建设上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在思想上，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现实紧迫性认识不足，一段时间内放松了应有的警觉，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深入研究不够，缺乏有效应对；在制度建设上，既有制度不健全特别是一些关键领域的制度没有覆盖到位的问题，更有制度执行不严、落实不够、监管不力的问题，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违背民主集中制，搞“一言堂”，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在干部队伍建设上，选拔任用机制不完善，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不够严格，有些措施还不到位；在作风建设上，重视不够，一些部门和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问题，少数干部脱离群众、不思进取，极少数领导干部甚至信念动摇、以权谋私、骄奢淫逸，严重影响和破坏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严肃对待，深刻吸取教训，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可以看出，这部分内容形成了条理清晰的四个层面：一是对中央决定的坚决服从；二是对上海干部整体素质和精神状态的充分肯定；三是对案件给上海带来危害的清醒认识；四是对案件原因的深刻反思。这样的修改和调整，展现了习书记极强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也更有利于重振上海各界士气，有利于上海进一步发展。从亲自主持修改市党代会报告对陈良宇案的深刻反思，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卓有成效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担当。

　　采访组：写党代会报告，就涉及过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提法。这些方面是怎么处理的？

　　王战：习书记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求实。他在市第九次党代会之前召开的几次座谈会上反复强调，对于过去一些好的提法、做法还要继续提，不因人废言。为此，我们在过去五年成绩总结的部分，沿用了“大力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等提法。

　　邢邦志：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习书记在党代会召开前的大口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出了“三不”的观点。第一个就是刚才王战同志讲的“不因人废言”。习书记认为，陈良宇虽然因严重违纪被调查，但上一届市委制定的上海发展规划中的很多内容，只要是对的，是实事求是的，那就要坚持，不能因为某一个人犯错了，就否定一届市委的工作。所以像“科教兴市”是原来制定的主战略，后来虽然没讲“主”，但“科教兴市”战略还是作为上海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写在总体思路里面。二是“不以人划线”。当时受陈良宇案件影响，上海许多干部都曾被中央纪委工作人员约谈，因而不同程度存在思想包袱。习书记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强调不以人划线，尽管有些干部为前任领导服务过，但工作跟私交是两回事，要对组织有信心。三是“不要背思想包袱”。习书记讲的“思想包袱”是综合性的，涉及方方面面，比如不敢讲话发言，不敢大胆创新，不敢推进工作。所以在那一轮座谈会的过程中，习书记不仅要征求大家意见，实际上也是通过和大家的广泛接触传递一种信息，帮助大家解放思想、提升士气。

　　王战：这方面我就是个例子。因为我作为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为上一届市委服务多年，可能大家认为陈良宇案件会牵涉到我。虽然我所做的都是分内工作，但毕竟我也算“身边人”，以为会被组织约谈，实际上并没有。我感到，组织在处理问题和看待干部上是客观公正的，对此非常感动。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是如何通过党代会报告对上海未来五年的发展提出指导意见的。

　　王战：对过去五年的工作进行总结，对未来五年的发展提出大思路和指导意见，是党代会报告的根本价值所在，体现市委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在习书记领导下，我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不仅进一步梳理了客观存在的瓶颈和难题，而且增加了“思想认识上不够到位，工作效果上还不够明显，必须加大工作力度”等主观认识和工作不足的内容。对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得出的重要启示，我们增加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外开放”“始终坚持服务全国大局，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积极主动地推动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等，力求体现认识高度和上海特点。在对趋势和大局的分析中，对上海自身遇到的问题作了更深层次的分析，增加了“在先行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资源环境瓶颈、体制机制障碍、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上海发展到现阶段，必须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更加注重优化发展途径，更加注重丰富发展内涵，更加注重增强发展动力。归根结底，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之路”等内容。这样的分析是深刻的，也是到位的。此外，我们在五年总结中，还增加了“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长”“享受廉租住房政策的家庭累计”“积极开展科普教育”等表述，删除了一些过于细节的内容，使得五年总结更全面、更有说服力。

　　习书记对上海城市精神的概括，是令我感触特别深的部分。回过头来看，这也是他到上海工作之初重振干部群众士气的一个抓手。之前，我们关于上海城市精神的提法是8个字：“海纳百川、追求卓越”，习书记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8个字。我理解，他是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昭示，上海不仅具有包容性，而且具有开明的心境、睿智的思维、谦和的态度、大气的格局，上海有信心也有能力成为中国发展的龙头，成为世界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加这8个字，代表了习书记对上海精神的深刻挖掘和深切期待，把上海精神的塑造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直至今天，这16个字仍然激励和鼓舞着上海人，影响着上海各级干部干事创业的决心与态度。

　　丁伯婕：习书记对第九次党代会报告初稿关于上海产业发展的方针，作出了重点修改。以前，上海对三大产业的地位界定为“三二一”，也就是说把服务业摆在比一二产业更为重要的位置。但习书记认为，这三个板块要协调发展、共同发展、融合发展。在最终的党代会报告中，习书记这样讲道：“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积极推动三二一产业共同发展，在加快服务业发展中推进结构调整，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这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战略性产业支撑，也是上海必须长期坚持的产业发展方针。”第九次党代会结束后，习书记在多个区县调研中反复强调产业方阵的问题，在党代会报告提出的“共同发展”基础上提出了“共同发展、融合发展”。后来我们把这个理念写进了上海第十次党代会报告。

　　习书记对党的建设这一块内容非常重视，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比如：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增加了“按照中央部署，认真落实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战略任务，着力帮助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不断丰富做好领导工作的知识武装和知识储备”等内容；在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方面，增加了“坚持维护班子团结和坚持党性原则的统一，在班子内部既要充分发扬民主，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良好氛围，又要敢于坚持真理，讲真话、讲实话，开展积极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成为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表率，作风民主，多谋善断，知人善任，做好团结协调工作”等内容；在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方面，增加了“巩固先进性教育成果，健全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不断增强党员的先进性意识，更好地发挥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等内容；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增加了“真正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用在为民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上。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在攻坚克难上狠下功夫，在改革创新上狠下功夫，在抓好落实上狠下功夫，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开创上海发展的新局面”等内容。这些重要修改，使党代会报告更加全面，也让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新一届市委把加强自身建设摆在首位的勇气和决心，也自然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与信赖。

　　王战：在党代会报告修改过程中，我感觉习书记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非常有前瞻性。比如前面讲到的三二一产业共同发展、融合发展的问题，比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关于“四个中心”建设中航运中心问题，当时我们就写了两三句话，习书记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现阶段要把提升航运的软件建设和功能开发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后来就在党代会报告里专门加了一段话：“加快以上海为中心，浙江、江苏为南北两翼，华东地区和沿长江地区为主要腹地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完成洋山深水港区后续工程，充分发挥洋山保税港区功能，不断提高集装箱运输水水中转和国际中转比例，强化软件建设和功能开发，集聚更多的国际航线航班，显著增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上海在航运中心建设中，集装箱吞吐量已经多年名列世界前茅，但软件建设一直还是短板和软肋。习书记在十年之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可见他的前瞻性思考。

　　关于文化建设，第九次党代会报告稿开始只写了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怎么发展，习书记说，上海的文化应该是大文化，不光是文化产业、文化事业，还应该包括教育、体育，这都是文化。而且他强调，创新人才对上海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原来我们把党管人才放在党建里面，在最终稿里，专门在文化领域有一大段讲“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主要是打文字交道，您认为他在文风上有哪些特点，提出过哪些要求？

　　王战：确实，我们和习书记接触最多的就是文稿，感受最深的也是他的文风和对文字工作的要求。他的文风有很强的个人特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深入浅出、接地气。

　　习书记把文风问题看得很重，认为这也是党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讲话喜欢用老百姓听得懂、又感到很贴切的典故和成语，比如他当时引用的“授人玫瑰、手有余香”等语句，直到现在都传播很广。

　　在日常文稿接触中，文风问题也是习书记对我们要求的一个重点。有一次，他跟我说起当年他在陕北梁家河插队时，给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写家书，叙述自己在那里放羊的情况。没想到习仲勋同志在回信上用红笔帮他改正了错别字，这件事给他震动很大，所以后来每天放羊都随身带一本《新华字典》，边劳动边学习。我听了以后心想，习书记当年也就是一个笔误，但他能由此受到那么大的震动，这说明他自我要求很高。这实际上也是通过这个故事给我上课啊，于是我就跟研究室的同志们讲，这是书记在给我们提要求，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文稿质量。

　　习书记日常公务繁忙，但仍然抽出许多时间阅读大量书籍和报刊，看到有意思的东西就批转给我们，在文稿起草中加以借鉴。有一次，他看到《解放日报》上有篇短文，写的是诸葛亮识人的“七道”，就批给市委研究室，说“此‘七道’可在党建组工廉政文稿起草时作为引用之素材”。这篇文章引用的是《诸葛亮集·将苑·知人性》中的一段，意思是说，诸葛亮很注意怎么辨识人，他说：“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意思是在是非曲直之间观察一个人的志向，也就是举什么旗帜；“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通过与他深入辩论来判断其应变能力；“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看这个人有没有学识和见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看这个人在危难之际是否有勇气和担当；“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透过一个人的酒品观察他的人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在利益面前看他是否廉洁；“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对他委以重任，看他是否能言行一致，讲求信义。诸葛亮坚信，只要如此，一个人的本性便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你的面前。习书记看到这个文章，就想到了我们稿件的起草。后来在2007年8月召开的全市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上，习书记说道，现在极少数干部擅做“两面人”，对自己做伪装，要加强干部考察和监督，然后就引用了诸葛亮识人的“七道”，生动简洁，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效果。

　　丁伯婕：习书记的文风，最明显的就是讲大白话，而且很善于用典。他引用的很多成语都是信手拈来，讲到某个问题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讲出来，而不是我们在文稿里面刻意添加的。我记得好几次到他办公室讨论稿子的时候，他对一些古诗词也是脱口而出。

　　王战：习书记平常讲的一些成语，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又非常富有哲理的，干部群众都能听得懂。还记得2007年8月，上海世博会开幕倒计时1000天的时候，习书记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单位集体采访，我们在前一天给他准备了一个稿子，后来听他的秘书说，习书记对这次采访非常重视，准备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只见习书记信步走向记者，手里没有拿一页纸。他的记忆力惊人，有关世博会筹备情况的各种数据都已谙熟于心，而且他还借此之机向世人昭示：举办世博会是国家行为，是上海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契机，上海将牢牢把握住机遇，全力以赴创造更好条件，搭建更大平台，在更广范围内、更高层次上放大世博会效应，与兄弟省市一道共享世博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成果，力争让上海世博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标志。采访接近尾声时，习书记谈到“成功、精彩、难忘”的办博目标，很自然地引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名句：“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赢得现场记者的掌声。我看到现在有些地方在文稿起草中也喜欢引用一些成语，但引得太深了，反而不容易走近群众。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向习书记好好学习，学习他以朴实文风“春风化雨”的能力和水平。

　　采访组：您负责的工作除了“一室”，还有“三办”。对上海当时宏观上的规划部署，您一定了解很多“背后的故事”。请您谈谈当时习近平同志对哪些工作比较关注，提出了哪些要求和举措？

　　王战：那我就“三办”的职能分别谈谈。

　　第一个“办”：市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2007年7月，上海市委参照浙江省委财经领导小组运作情况，成立市委财经领导小组，强化在市委领导下分析研究、协调本市财政经济改革发展的指导方针、重大决策及有关重大财经问题。办公室设在市委研究室，由我任主任，市发改委主任兼副主任，主要负责筹备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整理形成会议纪要。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市委财经领导小组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市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效率和影响力都前所未有地得以提升。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难看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首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党领导经济工作，其实早在浙江、早在上海，他就是这样考虑和部署的。

　　第二个“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办公室。主要是根据市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关注的焦点问题，统筹相关部门成立课题组，协调开展调查研究，推动决策部署的落实。应该说，决策咨询委不仅服务于市委重大项目论证，而且起到了“老娘舅”的作用（注：在上海，人们常把那些有威望、讲公道的年长者称作“老娘舅”）。比如，过去中央和市委精神一出，很多研究机构都抢着做同一个题目，力量分散，资源和精力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浪费。决策咨询委成立以后对这类情况统筹考虑，按照市委意见科学分配任务，解决了这一问题。

　　当时的决策咨询委为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对国产大飞机的落户、崇明生态岛建设、松江家庭农场经验总结、“营改增”的实施，都提出了很好的决策咨询意见。2007年5月，上海市政协提交了一份《关于继续深入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系列课题的情况报告》，习书记在上面批示：“市政协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系列专题的调研计划很好，选题准，安排周密，我都赞成……待调研成果出来以后，我将安排时间参加研讨。”2007年6月，决策咨询委根据习书记以及市委对推进下一阶段全市重点工作的有关要求，在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初步选定了四个调研课题，组织开展调研。第一个课题就是深入推动长三角联动发展工作调研，重点研究五年来上海与长三角联动发展中取得哪些新推进、新成效，深入分析影响、制约长三角共同发展与一体化推进的瓶颈。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一直以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非常关注。这方面他当时都牵头推动了哪些工作？

　　王战：确实，习书记到上海工作之前在浙江任省委书记，对长三角一体化问题的关注是很早之前就开始的。他看问题不是站在一时一地，而是着眼长远，从大局考虑。

　　2007年5月，国务院在上海召开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提出要在新的更高起点上谋划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好更大发展。这次座谈会之后，国务院于2008年9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0年5月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长三角发展进入新阶段。

　　那次座谈会之后不久，2007年7月3日，香港瑞安集团董事长罗康瑞给我写了一封信，主要讲他于5月中旬赴美国旧金山与湾区委员会负责人会面，商讨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与旧金山湾区委员会在4月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内各项具体工作和落实情况。他了解到习书记一直在积极推动长三角经济合作，深感上海发挥经济中心城市作用、与周边省市产业分工、形成长三角一体化的时机到了，建议借美国旧金山湾区大型代表团访问长三角地区之际，举办“长江三角洲发展与合作”国际研讨会，加强国际间合作，共同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与机遇。

　　收到这封信，我感到此事对推进长三角合作有一定的意义，就向习书记汇报了相关情况，但对于市委能否同意召开这样的研讨会也不确定。没想到习书记当天就作出批示：“可与有关领导探讨开会的方式与时间。”此后他还约见了罗康瑞先生。这说明，习书记是全力支持研讨会召开的。后来，湾区代表团来沪走访产生实质效果，就在那一年，上海成功引进旧金山湾区的硅谷银行，设在杨浦区。也正因为杨浦区这一项目的落户，其他项目也纷至沓来，联合国的南南技术合作交易所后来也落户于此。推动了“工业杨浦”向“知识杨浦”的转型发展。

　　2007年7月22日至26日，习书记亲自带队到江苏、浙江学习考察，进一步密切了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带领上海干部从江浙两地找差距，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

　　2007年8月，习书记读到一份内参资料，名为《香港深圳两地研讨共建国际顶级大都会》，对于构建港深都会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这同样是一个跨区域合作发展的典型案例，习书记对这份长达17页、万余字的材料看得很认真，感兴趣的地方都用笔作了标记，最后还作了批示，指出港深都会是创新探索，但在制度、法律等诸多方面还存在障碍，希望上海能够借鉴其有益经验，提出“长三角城市群建设应进行创新探索”。我理解，习书记是希望我们从中思考，长三角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上海应该切实发挥龙头作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采访组：可以想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也有一些现实困难吧？对此习近平同志又是如何看待和解决的？

　　王战：长三角一体化是跨行政区的合作，推动起来确实存在困难。各地区往往都要先考虑自己的GDP、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就业，所以上海曾经一度只提“四个中心”，回避“龙头”的提法。但习书记来了以后态度非常鲜明，以上海城市精神的重新阐述为基础，谈到上海作为一个拥有“开明”“大气”精神基因的大都市，必须发挥好龙头作用。

　　习书记2007年带队到浙江考察时讲过这样一段话：“在推动长三角区域合作中，上海要重点做好‘深化、放大、提升、搭台’工作，在加强合作、互动共进中实现共赢。要推动沪浙合作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发展，努力实现市场相通、体制相融、资源共享、交通共连、人才互通、产业互补。要放大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的效应，推动长江流域乃至更大范围的区域协调发展。要进一步提高合作交流层次和水平，在党委、政府层面，努力提升相互沟通协商的水平；在企业、民间层面，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共同提升区域整体市场化水平。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搭建各种平台，着力增强金融、期货、产权、技术等各类要素市场服务功能；要抓住2010年上海世博会机遇，与浙江及其他兄弟省区市一道，更好地放大世博会效应，共享世博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成果。”

　　我认为，习书记这段话讲清了上海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要实施的举措，既高屋建瓴，又很有现实针对性、可操作性。

　　邢邦志：关于长三角一体化问题，习书记曾经强调上海和周边省市要有合理分工，他还总结了“三个在上海、三个在外面”，就是“头”在上海，“身体”在外面；研发在上海，生产在外面；关键制造在上海，产业链在外面。这个讲得很生动，也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思考得非常深入。

　　王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回到上海考察工作，再次强调要发挥上海在长三角地区合作和交流中的龙头带动作用。他指出，这既是上海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央赋予上海的一项重要使命。要按照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围绕落实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继续完善长三角地区合作协调机制，加强专题合作，拓展合作内容，加强区域规划衔接和前瞻性研究，努力促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

　　2016年5月，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迎来了全面协同、融合发展新阶段。区域合作主题和平台不断丰富，已经形成了“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共有交通、能源、信息、科技、环保、信用、人社、金融、涉外服务、产业、城市和食品安全等12个合作专题，并根据合作任务进行动态调整和深化。都市圈建设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在上海龙头带动下，推动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产业协同协作能力持续增强，以产业园区共建为载体，长三角区域的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浙江嘉兴有15个省级以上开发区与上海重点平台签订合作协议；大飞机项目落户上海后，江苏镇江主动对接，为大飞机提供航空座椅、舷梯等配件。目前镇江已成立航空航天产业园，成功引进近30个涉航项目，总投资超过100亿元。可以说，长三角已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上当之无愧的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圈。

　　采访组：您刚才讲到，您作为市委决策咨询委主任，承担了为市委组织重大课题研究的责任。除了长三角一体化合作问题，当时习近平同志还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王战：习书记关注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是上海产业发展的方针。上海从“八五”到“十一五”，连续四个五年计划对于产业发展提的都是“三二一”，体现了对服务业的重视程度。起初在“八五”时期，我们都觉得是对的，因为上海当时在计划经济调节下，除了工业和商业别无其他，上世纪80年代初服务业比重还不到20%。后来逐渐的，很多人把服务经济理解为发展服务业，注意力也就放在怎么把现代服务业搞上去。上海关于“四个中心”的提法，除“经济中心”外，另外三个实际上对应的都是现代服务业。

　　在筹备市第九次党代会的前期座谈中，习书记讲道，这么大的一个上海，制造业怎么能丢了呢。于是，我们组织了促进上海产业发展方面的调研，先后对上海制造业、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现代农业、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等进行专题调研。在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习书记确定了二三产业共同发展、融合发展的方针。过去“三二一”的提法是有侧重的，首先是发展第三产业，然后是第二产业。共同发展、融合发展，则是把二三产业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可偏废。

　　我觉得，习书记对于“融合发展”的提法非常具有前瞻性。那时候，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应运而生。但是我们在统计上面，把这一块计入到制造业里。比如说宝钢集团的产值都算作工业产值，但其实宝钢下面有很多是做软件、工业设计等业务的，实际上都是服务业。习书记在那个时候及时调整上海的产业方针，紧紧抓住了融合发展的先进理念，对于上海整个产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客观地讲，上海是老牌的工业大市，在发展重化工阶段是全世界做得最漂亮的；上世纪80年代，纺织业也是上海的一大骄傲。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的制造业却出现下滑现象。我曾经分析上海制造业的三个现象：一是外资企业“强而不为”，引进的外资企业虽然强大，但不会把核心技术交出来，只是做表面文章；二是国有企业“大而不强”，创新推动步履维艰，打个比方说，如果一个国企拿出上一年盈利的百分之五十转化为研发经费，那报表上就只有一半的利润了，再加上高管都是任命制，缺乏一定的责任激励，前人搞创新，效益却成了后人“乘凉”，自然积极性不高；三是民营企业“活而不大”，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活力强，创新动力足，但上海的民企和浙江比起来体量小了点。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上海既有重振制造业的责任，也有创造新辉煌的空间。习书记对上海产业发展方针的调整，无疑是及时的，也是根本性的，对上海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后，新华社一篇报道讲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瓶颈制约，习书记读到以后，在上面作了很长一段批示：“如何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深入进行研究。可设立课题，展开战略研究；把课题交给有关研究单位，组织有关专家研究讨论；最后形成市委市政府决策的政策措施方案。请王战同志考虑牵头实施。”后面还讲得很具体：“我可参加专家研讨会，研究成果可提交市委讨论审议。”

　　根据习书记的批示要求，我们对如何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作了专项研究安排，总体要求是牢牢把握上海推进“四个中心”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超前研究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程中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制度性政策性设计和准备方案以及相关举措。每形成一定研究成果，我们都以决策咨询委员会专报的形式及时向习书记以及市委报送，习书记对每一期专报都看得非常认真，时常作出批示或批转要求。2007年10月27日，我们还按照习书记的要求组织召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专家研讨会。那个时候，习书记已经离开上海到中央工作了，没能参加这次研讨会。但对于上海来讲，他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破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

　　采访组：请您谈谈第三个“办”，也就是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吧。

　　王战：好的，这也是习书记指导上海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体现。

　　习书记在上海工作时间不长，但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他多次指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要充分认识抓好上海党的建设的特殊重要性。上海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不辱使命。

　　我清楚记得，2007年8月28日，习书记在调研卢湾区后告诫大家，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他指出，卢湾区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从精神象征的意义来讲，卢湾也应该成为党建的先进所在地，这样才能不辱门楣。他专门提到了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说卢湾区地处繁华之地，领导干部在这里都要经受各种考验，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以更加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习书记就是这样把上海的党建工作放在党的大历史、放在我们所处的大时代来认识的，也是放在党的大历史、放在我们所处的大时代来加以推进的。

　　实际上，习书记一到上海，就要求尽快安排党建调研。市委组织部建议去上汽集团调研国企党建，去静安区调研社区党建包括商务楼宇和“两新”组织党建，习书记对这个建议很满意，认为体现了上海的特点，很快就在2007年4月17日进行了调研。在调研中，习书记深入街道社区、“两新”组织一线，同基层党建工作者深入交流。也正是借这次调研，习书记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上海作为一座特大型城市，如何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建工作规律、具有上海特大型城市特点的基层党建新路子。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他希望基层的党组织共同来实践并破题。

　　在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习书记对加强党建用了很大的篇幅，较之前大大加重了分量。他从六个方面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要求和措施：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集体；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重要作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努力形成团结奋进干事业的良好局面。

　　2008年8月2日，习书记已经离开上海，但他仍然在一份资料上对上海党建工作作出批示：“上海市委对基层党建工作十分重视，领导责任到位，督促检查有力，颇有成效，特别是在建立区域性大党建格局，资源整合型党建工作模式，基层党建工作支撑体系等方面，很有新意。希望进一步抓好党建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不断探索创新。”他把党建的三块都写得很清楚，不是很笼统的批示，足见他对上海的党建工作念兹在兹。

　　采访组：在你们看来，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工作中有哪些显著特点？

　　王战：习书记对上海工作的谋划，他不是做短期打算、搞过渡，而是立足上海长远发展。就像我刚才讲的，习书记的布局是在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前后进行大规模的调研，然后就根据调研了解的情况展开部署。“四个中心”是中央对上海提出的一项国家战略，他就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开始破题；抓区域协调，就从长三角一体化合作入手；市里的经济工作，他重点关注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可以说是稳扎稳打，有条不紊，谋定而动。

　　习书记谋划工作具有极强的长远眼光和国际眼光。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中心”大厦建设。习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上海市正着手筹建“上海中心”大厦，要将其建设成为陆家嘴核心地段的标志性建筑。上海市规划局联合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集团公司等几家国资公司共同开展方案征集、建设评估等工作。2007年8月18日，习书记到“上海中心”项目组考察，在浦东新区国家开发银行大厦仔细观看了方案模型。习书记对这项工作极为看重，提出了很多大厦设计的总体定位和建筑原则。习书记认为中央把上海定位为“金融中心”，上海应该有一座金融城，而这座金融城的点睛之笔在于“上海中心”。他说，点睛之笔就要浓墨重彩，建设上要有国际眼光，建成后可以拿出来和国际上任何一座超高层建筑媲美。习书记还在现场敲定了“上海中心”建设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结构高度建为580米，要保证它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仍然是上海最高的楼。2008年11月29日，“上海中心”大厦进行主楼桩基开工。2016年3月12日，建筑总体正式全部完工。2016年4月27日，宣布分步试运营。2017年4月26日，位于大厦第119层的“上海之巅”观光厅正式向公众开放。由此，中国第一高楼、世界第二高楼——“上海中心”正式揭开面纱，屹立于世界公众面前。

　　当时，“上海中心”总体设计方案也是习书记亲自“拍板”选定并提出设计原则的。他说，“上海中心”在建筑形态上要挺拔、稳重、大气、简洁，还要体现环保、节约的生态理念和超前的科技理念。他提出，搞这种建筑，安全决定一切，首先从建筑的安全性出发，同时兼顾工程的可靠性、结构的合理性、面积的实用性，成本上要可控。在建筑形象上，造型、寓意要体现标志性，要让人眼前一亮，不能让人觉得似曾相识，更不能有负面寓意；在群体形象上，要和周边建筑浑然一体，体现和谐之美。他还特别强调，方案细化设计过程要阳光化，充分听取专家和群众意见，要注意与群众对话。我们听到这些话都非常受触动，习书记并不是建筑专业出身，但对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有很独到的见解和眼光，特别是提出的设计原则和理念既有前沿性，又强调切合实际，确实令我们叹服。如今，“上海中心”大厦已成为上海一张亮眼名片，被誉为立体的金融城，还先后获得“世界最佳高层建筑奖”“上海科技创新特等奖”等荣誉，其标志性、安全性、创新性、实用性、独特性都得到了世界公认好评。2018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考察时，还特别来到“上海中心”大厦。他在119层观光大厅俯瞰这座他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大都市，还认真询问了当年他关注关心的那些民生项目的情况。

　　总体来说，我认为主政上海的工作经历对于习书记而言有三层意义。第一，从梁家河到河北正定，从福建到浙江，再到上海，习书记经历了地方不同层级重要领导岗位的历练，在上海完成了地方领导工作经验的积累。第二，他为上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他带领上海干部群众在很短的时间内扭转被动局面，重振信心和士气，短短7个月时间调研了所有区县以及很多重要领域和部门，提出了一系列有前瞻性、针对性的工作举措，对于稳定局面、进一步深化上海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上海“排头兵、先行者”地位更加名副其实。第三，他由此从地方走向中央，为领导全国层面的工作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思路，奠定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现在提出的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举措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重点抓的工作，有很多都可以在上海找到端倪。

　　邢邦志：讲到习书记在工作中的特点，我有几个比较突出的感受。首先，习书记是一个有大格局的人。他在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上海未来发展要坚持“四个放在”：一是要放在中央对上海的定位中；二是放在全球化大趋势下，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要有全球视野；三是放在全国的大格局中；四是放在中央对长三角的定位上。以往，上海人考虑上海问题大部分想自己的事比较多一点，但习书记这一番话，讲出了上海本该有的胸怀与格局，讲出了海纳百川、纵横捭阖的大气，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其次，他是一个开明睿智的人。我刚才讲了他提出的“三不”观点，在上海期间，他还提过“三个区别开来”。在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周，习书记主持召开市委全会，针对陈良宇案件给干部群众带来的心理负担，他专门指出，要把市委集体作出的正确决策跟个人的错误区别开来，要把个人的严重违纪行为和执行错误决定的行为区别开来，要把工作中的态度和个人的观点区别开来。这“三个区别开来”提出以后，我觉得对上海的干部触动很大，许多人也由此一改畏手畏脚的工作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发展的洪流之中。

　　第三，习书记是一个淡定从容的人。在市第九次党代会闭幕后，习书记在上海兴国宾馆就世博会筹备工作接受了九家媒体联合采访。采访前，我们给他准备了一个十几页的素材稿，有很多数据，涉及很多内容，但最后，他没拿稿子，现场侃侃而谈，挥洒自如。

　　第四，习书记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还记得在市第九次党代会间歇，几位领导都在主席台上，我鼓足勇气，拿着10个信封走到习书记面前，说：“我代表报告起草组请您给我们签个名。”他当时就笑着对我说：“你们辛苦了！”然后就在台上给我签了10个，让我转发给大家。一般的领导，可能让秘书带回去再签，但他不是，体现了满满的诚意。

　　王战：习书记工作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保持一种炽热的人民情怀。当时习书记知道我们开展重点课题研究，民生问题是很重要的一块。2006年底至2007年初，《瞭望东方周刊》对全国31个主要城市进行了城市总体幸福感调查，上海三项指标居于全国首位，也有几项在全国相对靠后。2007年8月，市政治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向习书记报送了《由上海幸福感指数全国排序引发的思考》，他在上面作出批示：“应关注‘幸福感’，重视民生、以人为本，但不必过度关注绝对指标。”

　　习书记总是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上。我记得有一次，习书记在从杨浦区调研回来的路上，看到沿途一大片高楼，沉吟片刻，说：“上海高楼林立，这么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是非常危险的，一定要加强消防安全防范工作，不能让老百姓受灾。”他还说，前一天晚上听到外面有一点声音，就睡不着了。“这么大的城市我还没管理过，这声音一响，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不放心。”他这一番话给我很大触动。正是因为习书记对老百姓怀有极高的责任感，才会第一时间想到老百姓，才会寝食难安。

　　以往，大家对于有些领导干部的印象就是前呼后拥，到基层调研有时就是走走形式，根本不深入。可习书记大不一样，他到基层调研都要提前做功课，阅读大量背景资料，和老百姓聊天也都是聊他们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而且从来不搞大排场，每次调研都是轻车简从，他也从来不给基层提特殊要求。平时和我们交流工作，他也很喜欢听我们讲意见建议，让我们畅所欲言，从来没有架子。

　　习书记非常注重党的红色传统传承。有一次，我听到他感慨地说，他工作过的地方都有革命根据地或纪念地，陕西有延安，河北有西柏坡，福建有闽西苏区，浙江有南湖，上海有中共一大会址，还有二大、四大召开地。他还说，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精神，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我理解，也正是基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考虑，党的十九大一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回望来时路，坚定前行路。

　　习书记还非常尊重老同志。2007年7月，习书记带队到江浙调研的时候，有一天住在杭州刘庄，晚上10点多钟，他忽然叫我过去，我当时以为有重大的事情。结果习书记对我说，他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个稿子叫我特地去征求老同志的意见，其中对于王力平（上海市政协原主席）和周克（上海市委组织部原部长）两位老同志，让我亲自上门，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之前，习书记也专门邀请老同志召开座谈会，听取对党代会报告的修改意见，可见他对老同志的尊重绝不是表面做做样子，都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采访组：这些年来，您和习近平同志的个人交往也比较多，请您从日常接触的角度谈谈您的感受。

　　王战：我为习书记直接服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们的联系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认为这是信任，也是缘分。

　　2007年3月，习书记到上海任职不久，有一天他问我：“2005年是不是你陪我到洋山港去参加活动的？”我说是。2005年，总投资130亿的上海洋山国际深水港一期工程竣工并开港。实际上洋山这块地是浙江的，因此开港仪式也邀请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我奉命去枫泾接他。我想，这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我陪他坐面包车，总要聊点什么。后来想起，他在农村插过队，又在正定当过县委书记，那我就跟他谈谈农村吧。习书记上车以后，我们就从农村改革聊起。我说，家庭承包制在中国古而有之，均田制就是封建社会的家庭承包制。习书记听了，感觉我的观点很新鲜，来了兴趣，让我接着说下去。我说，中国和欧洲的一大区别就是，中国北魏开始搞均田制，欧洲搞的是长子继承制。按照均田制原则，15岁的男丁分地60亩，地多人少，种不过来，一方面催生了农业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催生了中国农村“多子多福”的习俗，认为多生儿子，有了强劳动力，就能耕作更多的土地，获得更多收益。一代代下来，中国的国情就变成了人多地少。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是现象，根源是均田制崩坏，黄河频频泛滥，老百姓在中原地区活不下去，就出现了唐宋两次大移民。而欧洲是长子继承制，次子就到城市自力更生，或者参加十字军东征，或者到海外参与扩张。之后，文艺复兴、新教革命、思想启蒙运动直至工业革命，都可理解为“次子们”讨生活的所思所为。

　　没想到，习书记到上海以后，就想起两年前我和他在车上交流的情景。他对我说：“你当时在车上给我讲的欧洲长子继承权问题，我后来还专门请人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这让我感到意外，说明习书记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善于思考又非常有心的人。这是我与他的第一层缘分。

　　第二层缘分是我们都是知青，曾经有很长时间的插队生活经历。有一次习书记说起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他说，“文革”初期离开北京去“大串联”，第一站就到了上海，品尝了阳春面，还到国际饭店去看了看。后来，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他到陕北梁家河插队，受到了当地淳朴老百姓的关爱。他一边刻苦读书，一边担任大队书记，帮农民搞沼气，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还获得了先进称号。我在江西吉安地区的新干县插队11年，农村所有的事情都经历过，对习书记讲的事感同身受，也非常能够体会他对中国普通农民的那种朴素情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始终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可见他的为民情怀根深蒂固。

　　第三层缘分可能就是我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从事决策咨询研究，对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有一定的了解，与习书记共事的时间虽短，但他很善于听取意见和建议，有时还会聊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这种信任感，令我十分感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上海以后，您和他见过许多次面，您后来做的很多工作依然是围绕他的要求部署来开展的。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王战：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后，认为上海在许多方面做得比较靠前，经常会请上海的一些干部建言献策，或是让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到上海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所以这不是对我个人的认可，而是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卓有成效的一种体现。我参与的工作主要有这样几项。

　　一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我从2007年开始参与，除了2009年生病没去，一直参与到现在，包括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一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起草工作不仅是中央有关部门参与，也会从我国东中西部找几个有代表性的省市的同志一起参与，目的是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地方发展实际的文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每次起草工作开始时，中央有关负责同志都会给大家讲习近平总书记的主要思路和要求。在讨论过程中，我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多提地方上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解决方案，从来不讲大话和客套话。

　　二是人大方面的工作。我从2008年开始当了十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有机会在每年3月份和习书记见上一面。他每年在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总是不断为上海出题目，与时俱进地对上海发展提出一些新的更高要求。我也积极履行全国人大代表职责，在人代会上建言献策。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14年，我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提了五条建议。在那一年春节前，上海社科院做了一个调研，向139位国内外专家发放问卷。结果显示，大家对过去3个月国家出台的12项改革中的7项评价良好，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党风廉政建设、单独两孩、废除劳教、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成立上海自贸区。也有反映不佳的，比如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我觉得这项改革方向是对的，问题是落而不实。说到这里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就拿起笔认真做了记录。我接着说，老百姓看重改革如何落实，以此来评判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通过改革不断巩固改革共识。国家要有统筹全局的深化改革时间表，现在说是有时间表，但还是比较粗的。

　　我当时还说，我们统计到共有339个改革项目，一下子推出会造成“交通拥堵”。建议第一阶段按照先易后难原则、最大公约数原则、瓶颈原则安排改革事项。这时候，习总书记放下笔，微笑着纠正我：“不是339项，是336项。”随后，他转身对一起参加上海团审议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同志讲：“王战同志刚才提的五条建议‘照单全收’，择善而从之。”

　　参加两会审议的这几次，每一次见到习总书记，他都会问：“最近身体还好吗？”“看你挺精神的。”我2009年患肝癌动了切除手术，第二天他就请秘书来电问候。他对其他人也一样亲切，每次讨论结束以后都要一一和大家握手，一边握还一边向对方询问近况，就像老朋友叙旧一样，体现他极强的人格魅力。

　　三是专家座谈。我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两次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就当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进行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对专家学者非常尊重，对大家的发言听得都很认真很仔细，有时还会插话，问一些问题，和专家们互动讨论。2016年那一次发言，习近平总书记插话说：“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王战同志就是帮我搞文稿的。”然后，他又转过来问我：“上海社科院现在也是国家高端智库吧？”我说是的，当时心里真是高兴极了，说明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地方的智库也非常关注，这极大鼓舞了我们上海社科院搞研究的同志们。

　　四是高端智库建设。还记得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看到我，握着我的手问：“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不错，向总书记报告，我现在到社科院工作了。”他一听，说：“多帮我做点战略性研究。”

　　2015年底，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启动，共有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研究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思想、科技、军事、法律、国际各领域，有10家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机构，2家是部委直属机构，占入选智库总数一半，只有5家不在北京，上海社科院占其中一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多次作出批示。中国本不缺智库，党政机关本来就有很多研究机构，高校也有很多研究所。但中央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不断增强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就需要有更多建言献策能力强、含金量高的智库。

　　早在2007年，习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就充分发挥“一室三办”的决策咨询作用，所以我们特别能理解后来他提出要建设新型高端智库的要求，也一直努力提高自身研究水平，争取推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还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曾经和我交流过一个话题。他说，他在浙江待了五年，把全省大大小小的地市跑了一遍，认为浙江的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三教合一”。我当时听到这个观点感到很惊讶，第一次看到一位市委书记对文化方面的工作这么重视。随后，我就策划世博会主题演绎之旅搞了个课题研究，到浙江专门作了考察，设计了七条世博主题旅游线路，然后写了一篇报告，赶在世博会举办之前报给他。这篇报告主要是研究“三教合一”对中国农耕社会时期江南经济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2009年，我提了一个观点，唐宋两次大移民，大部分是落脚在江南的，“三教合一”实际上解决了移民的安身立命问题。道教解决了人与自然怎么相处的问题；儒教解决了人与人之间怎么和谐相处，包括村庄和村庄、宗族和宗族怎么和谐相处；而佛教解决了人的内心问题，怎么对待生死苦乐。如果这三个问题解决了，移民就实现了安身立命。这也可以从文化角度解释江南为什么在长达600年间始终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结果，已到中央工作的习书记非常重视，不仅认真看完，还作了批示。后来，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有关同志还就此来沪拜访过我。现在，上海社科院在智库建设方面成绩也比较突出，围绕中央的重大决策提供了不少材料。我们希望，上海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央决策提供可参考借鉴的依据，这不仅是我们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地方高端智库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干部的一份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