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战略转兵

　　1934年9月，毛泽东来到于都，他仔细地察看地形，为的是选择中央红军可能的突围路线。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0月10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红军利用于都河的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这条路就是毛泽东选定的突围路线。

　　1934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设置的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此时，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在湘江布防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为了防止红军进攻桂林，将布防在湘江的桂军主力移防恭城。这样一来，湘江上出现了一个约五十公里宽的大缺口。这一军情被红军情报部门及时破译后，迅速送至红军总部。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

　　中央军委纵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夹击，为了赢取宝贵的渡江时间，湘江两岸的红军全线与国民党军进行殊死决战。12月1日傍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主力大部终于渡过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打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仗。

　　然而，湘江战役遭受的严重损失并没有让博古、李德认识到战略方针中存在的问题，反而严令各军团首长对“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

　　12月11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军团第二师攻占通道县城，接下来是否该继续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成为了中革军委内部争论的焦点。

　　1934年12月12日，在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恭城书院里，党和红军的决策者们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的建议被采纳，自1932年10月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之后，这是第一次。按照毛泽东的提议，红军将绕道贵州黎平、锦屏，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将十几万国民党军甩在湘西。

　　当天下午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博古等人出席会议。李德因患疟疾发高烧未能参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集中讨论了中央红军进军的战略方向问题。

　　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道黔北，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黎平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把会议决定译文送给李德。李德看后大发雷霆，跟周恩来用英语吵了起来，但是会议决议已经形成，大为恼火的李德已无法改变黎平会议确定的新路线。

　　从黎平往西北，随着一路上的不断争论，将领导权交由具有远见卓识、深刻理解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逐渐成为全党全军的共同要求。

　　红军在黎平迎来了黎明，揭开了伟大历史转折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