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生死攸关

　　1934年12月31日清晨，红三军团进抵乌江南岸的门户瓮安。 朱德向红军全军发出抢渡乌江的电令。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于是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并把东进去湘西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

　　这一违背黎平会议的做法，使得红军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

　　1934年12月31日，红军攻占瓮安后，又进而控制了瓮安的猴场镇。

　　在猴场镇宋家村的一个大院子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毛泽东提议召开，他向周恩来郑重建议，会议必须做出一个决议，以坚决遏制博古、李德在“三人团”的独断专行。

　　在猴场会议上，中共中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继续向黔北挺进。

　　中央政治局表决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其中“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这一决定实际上剥夺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9日，在红军强渡乌江，进驻遵义城的同时，中共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月15日晚，在遵义老城原国民党军官柏辉章的宅邸，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后，与会人员先讨论了是否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接着讨论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被称为“副报告”。

　　两份报告结束后，张闻天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提纲。

　　这份发言提纲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三人集体商定的，由张闻天执笔，综合三个人的意见撰写。张闻天的报告总结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内容正好和博古相反，所以也被称为“反”报告。

　　这份“反”报告，让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博古没有了往日的威风，李德则板着面孔，不停地抽着烟。

　　而毛泽东就在张闻天结束“反”报告后，接着站起来发言，他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就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

　　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革命不能靠外国人指挥，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的发言持续了一个小时，他的发言内容赢得了与会者们的热烈响应。然而，毛泽东发言结束后，会场内突然有人对他的发言产生了质疑。

　　这个人名叫凯丰，原名何克全。他质疑毛泽东不懂得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接着，毛泽东冷静问凯丰，有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凯丰被毛泽东问得哑口无言。

　　第一天的会议持续到深夜，博古宣布暂时休会。

　　由于白天要处理战事，在16日和17日的晚上，会议继续举行。博古自始至终都主持了这个否定自己的会议，他没有压制任何人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份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资料，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所做的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上面记载了与会人员通过表决做出的决议：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做了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转为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这一年，毛泽东42岁。

　　从遵义城再次出发之后，在毛泽东指挥下的中央红军，在两个多月里竟出人意料地四渡赤水，辗转腾挪，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耍得团团转。

　　5月上旬，就在国民党军队应接不暇之间，中央红军虚晃一枪，在云南渡过了又一天险——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顺利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堵，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