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先行北上

　　1935年初，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央红军，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四渡赤水出奇兵，逐渐摆脱被动局面。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苦于手里没有一张像样的地图，无法确定抢渡金沙江的渡口。正在这时，一件巧事发生了。1935年4月，军委纵队侦察分队在滇黔公路上截获了几辆汽车，车上除了送给薛岳的火腿、白药等云南特产外，还有两个大皮箱，打开一看，居然是龙云给薛岳准备的详细的云南省军用地图。地图送到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大喜过望。

　　有了地图指引，红军快速通过金沙江，当蒋介石反应过来，试图拦截时，中央红军早已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

　　懋功会师 亟需制定战略方针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后，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中央红军决定北上和红四方面军会合。

　　6月5日，蒋介石在成都重新部署，在芦山、宝兴地区的要道设下重防，妄图通过各路防线和夹金山天然屏障将中央红军围困在雅安地区。然而，红军的意志远超蒋介石的想象，他们于6月12日清晨毅然决然地向夹金山挺进。

　　翻过了夹金山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总兵力达十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懋功会师之后，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成为摆在党和红军面前最关键、最迫切的任务。

　　确定北上 计划迅速抢占松潘

　　在懋功以北，两河口，因地处虹桥沟与抚边河交汇处而得名，这里也是两支红军的会师之地。

　　1935年6月26日，为了统一思想行动，解决意见分歧，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大殿内召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等16人参加会议。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做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他开门见山，就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略指挥三个问题做详尽阐述，明确指出会师后的红军应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

　　周恩来报告后，会议开始讨论，会场外细雨纷纷，会场内气氛紧张。张国焘站起来第一个发言，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对北上建立根据地表示赞同，但却提出种种质疑，强调了执行的种种困难，隐晦表达了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

　　就在大家还为北上还是南下激烈讨论的时候，毛泽东突然接到军委二局密报，国民党的追兵已经越过金沙江，来到了夹金山南部。

　　中央即刻做出决定，命令已翻过夹金山的红一方面军后卫团迅速返回夹金山南部，抵御追击的国民党部队，确保红军大部队的安全。 

　　前后敌军夹击，紧迫形势下，彭德怀、林彪、博古等人对于北上还是南下纷纷发言。 最终会议投票决定通过了北上的方针，张国焘虽然心有不甘，但最后也明确表示同意北上。

　　延误战机 被迫经过草地北上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虽然表面同意北上，实际却对中央的战略部署故意拖延，按兵不动，导致红军在小金和毛儿盖地区滞留了一个多月。

　　战机稍纵即逝，等不得人。7月下旬，中革军委二局传来最新消息，国民党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正逐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红军不仅失去占领松潘的最佳时机，而且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迅速做出调整，制定《夏洮战役计划》，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中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再次劝说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一同北上，同时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行动。

　　就这样，右路红军向死而生，踏上了征服大草原的艰难途程。

　　危机时刻 红一主力先行北上

　　红军经过草地北上，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蒋介石立即下达命令，要胡宗南务必全力阻止红军北上。中央红军迅速制订围点打援的包座战役计划，准备给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

　　1935年8月29日黄昏，包座战斗打响，刚出草地、脚上还沾满泥泞的右路军第三十军、第四军一部向敌军发起攻击，他们焕发出惊人的战斗力，丝毫看不出是一支刚刚走出雪山草地的部队。经过三天激战，红军歼灭包座守军和援军第49师大部，击伤师长伍诚仁，总计毙、伤、俘胡宗南部四千八百多人，缴获枪支一千五百余支。

　　包座战斗，是红军过草地后打的第一场大仗，也是两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不仅体现了红军的强大战斗力，还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实现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5年9月，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不但以各种借口不愿北上，还要右路军南下。毛泽东在阿西同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等紧急磋商，当机立断，决定连夜率红一军团主力先行北上。

　　中共中央又一次在被动中力挽狂澜，坚定地带领红军朝着既定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