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统一战线

　　1935年秋，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

　　11月下旬，刚经过长征洗礼的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同时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陕北站稳了脚跟。从此，在陕北这片土地上，初步摆脱困境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以富有全局性的战略眼光，考量着中国革命的未来。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红二、红四方面军仍在长征途中。当时，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关键时刻，一位自称“张浩”的黑瘦汉子找到了定边县党组织，要求面见党中央领导。

　　这位化名张浩的人就是林育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来与中共中央联络的特派员。

　　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主要是通过电台来沟通联系的。然而红军长征期间，电台却意外损坏，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络由此中断。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络期间，共产国际召开了七大，做出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以及建立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共产国际决定派张浩回国。出于安全考虑，张浩此行不能携带一字一纸。于是他用半个月的时间，将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八一宣言》内容以及枯燥单调的密码本内容反复背诵，印刻在脑海里。

　　1935年9月，张浩从莫斯科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11月中旬，张浩终于到达陕西定边县。随后，张浩被接到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与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相见。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军事策略问题。

　　在会议中，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毛泽东与博古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提出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张闻天等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主张。

　　这次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条件解决当时的政治路线问题，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1935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又越过长城南下，几乎不费一兵一卒，攫取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依旧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央红军刚一落脚陕北，蒋介石就部署张学良带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带领的第十七路军等20余万兵力，全力展开军事“围剿”。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在分析根据地形势时，冷静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东北军六十个团虽是“围剿”军的主力，他们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意再打内战，而是强烈地要求抗日收复故土；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同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

　　第十七路军二十个团由杨虎城指挥，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这些都是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有利因素。

　　因此，中共中央迅速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等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

　　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这年冬天，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

　　1936年2月20日，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下，红军兵分两路，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防线，先后占领了三交、留誉、义牒等地区。

　　东征红军在75天的时间内，转战山西多地，吸收了8000多山西籍青年参加红军，在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密切了红军与三晋父老的血肉联系。

　　之后，为了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对山西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并做出了“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

　　到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1936年5月2日，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历时两个多月的东征胜利结束。

　　5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等部胜利地进行了西征，开辟了400余里的新根据地，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陕甘苏区，就此发展扩大为陕甘宁苏区。

　　7月上旬，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于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