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指出，“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第一，遵义会议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按照原定计划，准备转移到湖南西北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1934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渡过湘江。到这时，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军迭次失利，几乎陷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由此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还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同志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二，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正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央政治局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第三，遵义会议后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从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次渡过赤水河。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后，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之后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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