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一生有丰富的革命实践，也有众多著述，很多是影响深远的名篇。对于文章的写作，朱德有着自己的看法和做法。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朱德一生所系。他始终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他说，“马列主义是反对黑暗与落后，尊重科学与文明的。马列主义的本身，就是科学的最高成果。”1941年8月3日，为庆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召开，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一文。在文章中，朱德指出，“马列主义乃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掌握了它，可以使一切科学得到新的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是人类五千年科学思想的结晶。”因此，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解决一切问题。写文章亦如此。
除了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1940年8月20日，为总结八路军、新四军中党的领导工作经验，朱德撰写《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一文。在文中，朱德提出，“从党员方面来说，最需要的是一般的常识和思想意识的锻炼。因此，通俗的小册子——常识的和支部生活的，是最缺乏的又是最适合的读物，应注意设法解决。从干部方面来说，他们需要的是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政策教育”。因此，必须努力为广大干部群众提供马列主义教育素材，文章的写作要以此为目标。
坚持无产阶级立场
朱德认为，文艺要为现实服务。“一个好的艺术家，应当同时是一个政治家。在阶级社会里，艺术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绝对不能超然。”“艺术家要加强自己的政治修养，才能做一个好的艺术家。”写作文章，也要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要站稳阶级立场。他的文章，从早期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到晚年的《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每一篇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芒，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阐述问题，都在为党的工作服务。1931年7月，面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朱德十分清楚，要胜利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除了确定正确的作战方针之外，还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军队的素质。他撰写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在文章中，朱德指出，在当前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创造铁的红军是目前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怎样创造铁的红军呢？朱德提出了六个基本条件：确定红军的阶级性、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政治训练的重要、军事技术的提高、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他反复强调，“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政治性，是创造铁的红军的关键，也是文章写作的中心思想。朱德的这篇文章，对提高红军的作战能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对以后红军的建设也有很大的意义。
为服务现实而展开
文章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主题是文章中通过具体材料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朱德的文章，主题都十分鲜明，都围绕着为现实服务而展开。
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的《朱德选集》目录首页
朱德的文章，极具针对性。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他对抗战会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1937年6月12日，为提高红军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央组织设立军事研究委员会，朱德任主任。朱德和红军其他领导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说，“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1938年，朱德撰写重要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和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等重要因素，反映了他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对全面抗战初期敌后抗日游击队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朱德也把文章当作是战斗的工具。1940年7月24日，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时指出：三年来敌人的特务机关通过新民会、宣抚班，统制了新闻杂志书籍，组织了各种欺骗宣传团体，出版了大批的报纸、杂志、小册子、传单，来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满支提携”和反共，以及进行各种挑拨离间的宣传。而我们则首先经过部队的宣传部门，并取得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配合，出版了大批的报纸、书籍和相当多的宣传品，在部队中还发动每一个战士进行宣传工作。我们宣传的中心内容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前途。因技术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宣传手段上远不及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拥有真理，同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使群众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我们正确，所以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因此，他强调，“如果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同艺术工作结合得更密切，则我们的成绩将更大。”为此，他指出，“艺术家应当参加实际斗争”，要创作出好的作品，“我们应当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
朱德还把文章当作总结经验教训的手段。他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是有很多成功经验的。这些历史经验要好好总结，好好运用，并加以发展。”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概括。1933年五六月间，为总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创造的新经验，朱德撰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等文章。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他认为，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实行了战略转变。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中，朱德强调中国工农红军要加强理论研究，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论述了六条战术基本原则。这些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朱德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指导红军的作战有重要的意义。
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朱德的文章，都来源于生活，不空谈。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中，他引用苏联军事学校的标语“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指出要从实践和理论中来提高军事技能，特别是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更要以身作则来提高军事技能。因此，他“联系实际战斗的经验，来抓住军事理论的研究，提出以下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文章才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党的七大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图为《论解放区战场》局部。
另外，朱德十分注重材料的收集和运用。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报告里，他指出，“在这样持久的作战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各解放区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是说不尽的，写不完的。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说，但我应该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些概括的数字，说明在这种残酷的战斗和牺牲中，中国人民得到了些什么。”他详细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从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七年半时间里的战绩，并且指出，“这些数目字，明白指出解放区战场人民战争的伟大发展，与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成极其明显的对照。”详实的数字，胜过千言万语，让文章极具说服力。
结构合理，通俗易懂
好的文章必须要谋篇布局，做到逻辑分明、结构严谨。朱德在战场上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在文章写作上同样条理清晰，脉络明确，整齐划一。1932年7月20日，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的朱德，发布训令，要求各级指挥员“无论命令、通报、报告，首先要写明发出的时间及地点，特别是在情况急速变迁时，常在短时间内下达两种不同处置的命令，若不将时间、地点写上，则收信者便不能从发信的先后来判断应当执行哪一个指示”。1949年4月11日，朱德向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做报告，他指出，“在实际斗争中学习，这种学习是很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如大家就是在战场上、工作中学会本领的。这是很实际的、很好的学习，但必须提高。大家要把实际斗争的经验总结起来，提高一步，使之条理化。”他还“希望同志们将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丰富的战争经验收集和整理起来，作为我军今后的新的教程，愿大家共同努力完成这一任务”。
“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好的文章，除了科学合理的谋篇布局外，还离不开高超的语言艺术。朱德同样十分注重文章的语言表达，提倡语言文字的大众化和通俗化，写老百姓看得懂的文章。他指出，“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我们必须认清对象，面向群众，面向士兵。”“认清对象，便提出一个问题——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的问题，也就是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笑它俗气而摈弃它。”而“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才能进步。不要老想着‘文章自己的好’”。
（作者左智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朱德研究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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