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 第1集 划过夜空的闪电

　　1927年，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火如荼展开时，洪流中包裹的暗流，胜利中暗藏的危机也在发展。此时，江西赣州工农运动热火朝天，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在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的领导下，全市工人开展了以保障职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中心内容的斗争。最终，资本家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赣州的工人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吓坏了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羽翼渐已丰满的蒋介石，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鼓动和支持，不断制造反共事件。

　　1927年春节刚过，蒋介石指使国民党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前往赣州镇压工人运动。3月6日，正值惊蛰，春寒料峭。陈赞贤正在赣州西津路广东会馆主持赣州总工会会议，研究筹备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活动。

　　突然，国民党新编第一师反动军官胡启儒闯进会场，借口有事相告，将陈赞贤骗出，并一路绑架至赣县县署。等待在那里的国民党右派赣县县长郭巩等人，逼陈赞贤在3分钟内签字解散赣州总工会，停止工农运动。在遭到陈赞贤斩钉截铁、言辞激烈的拒绝后，胡启儒和其他在场的国民党反动军官朝他疯狂开枪射击。这枪声向全中国昭告：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本质已完全暴露。

　　次日清晨，赣州总工会的同志在赣县县署后院大榕树下，找到陈赞贤的遗体，发现他身中18弹。“三六”惨案，震惊全国。彼时，缺乏革命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想到，这场腥风血雨才刚刚是个开始。

　　清明前后，黄浦江畔春光明媚。没有人预料到，平静中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随后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等，举行一系列会谈。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1927年4月12日，是一个被血色浸染的惨痛日。当天凌晨，大批青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蒋介石集团毫不留情地对昨日还在并肩战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挥起了屠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也在武汉宣布“分共”，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

　　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三十一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大革命惨遭失败，中国革命的进程陡然逆转。许多共产党人面对屠刀，只能慷慨赴死，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

　　生存还是毁灭，抗争还是放弃，要不要继续革命，怎么坚持革命？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这种沉闷的空气下，人心更加涣散。可是，局势却在加速恶化。

　　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成立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经过这次改组，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

　　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

　　盛夏的九江，湿热难耐，空气中弥漫着躁动的气息。7月20日，共产党员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人，在长江岸边的海关大楼里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与南昌起义的提出、酝酿、决策，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

　　此前，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决议，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的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后来，因为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李立三等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计划，提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在获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议后，正式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

　　九江古城，秀在一湖。这里是九江最有名的景观，也是历代文人墨客游览之地。1927年7月24日，大暑第二天，甘棠湖迎来一群特殊的游客，走在最后的军官，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游湖的兴致，反倒有些神情紧张。当同行的人四下散开，欣赏美景的时候，他独自上了一条小船，径直向湖中心的烟水亭划去。

　　湖周十余里，面积千余亩。从烟水亭向南眺望，水岸交接之处，便可见避暑胜地庐山。小船停靠在烟水亭边，亭中正在闲聊的4人，看周围没有异常，迅速登上小船。如果这时有人认出他们，定会大吃一惊。他们就是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设计想要一网打尽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以及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

　　划着小船前来会面的，是深受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信任、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上船之后，叶剑英把汪精卫策划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以解除叶挺和贺龙兵权之事相告。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他们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贺龙、叶挺不去庐山开会；第二，贺龙、叶挺部队不执行张发奎命令集中德安，而是由牛行车站开往南昌；第三，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先行，贺龙的部队第三天行动。

　　7月27日，南昌城进贤门内的花园角四号，走进一位客人，英姿勃勃，器宇轩昂，身着中山装，手拎皮包。朱德见到这位客人格外亲热，这位客人就是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南昌领导武装起义的周恩来。朱德早年在德国柏林留学时，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次久别重逢，他们却顾不上叙旧畅谈，就分别开始了各自紧张的工作，为起义做准备。

　　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通过抢修恢复的铁桥，先后开到南昌。还是这一天，在南昌城内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宜。这次会议决定，在7月30日晚举行起义。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设在南昌东湖子固路的第二十军指挥部去看贺龙，把行动计划告诉他。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正当起义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电报指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中共中央分析形势后认为南昌起义有成功的把握，决定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

　　7月29日上午，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接连收到张国焘发来的两份密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作决定。周恩来同前委其他成员商议后，果断定夺，暴动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到了南昌，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提出，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遭到前委几个成员的强烈反对之后，张国焘说，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

　　平时对人很温和的周恩来，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激动地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起义不能拖延，更不能停止。这样激烈的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因为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不能用多数来决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7月31日早晨再开会，张国焘十分孤立，迫于形势，只得同意起义，于是决定8月1日凌晨4时行动。7月31日下午，起义准备进入最后阶段，起义部队以军、师为单位，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分别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和前委的决定，宣布起义的命令，并给各团、营明确了战斗任务和有关规定。

　　起义前夕，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朱德，接到前敌委员会交给的一项特殊任务，要他在起义战斗打响前，设法牵制敌驻南昌的两个主力团的团长和一个副团长，为起义战斗的胜利创造有利条件。

　　当天下午，朱德在嘉宾楼设宴款待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民、副团长蒋学文，第二十四团团长肖日文等人。酒席上，猜拳行令，觥筹交错，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随后，朱德又约他们到大士院32号打麻将。晚上，朱德与敌团长在一起打麻将，并将敌团长的卫兵支走。趁着他们不注意，朱德让自己的卫兵把敌团长的枪支拿走。

　　一切正按部就班进行，这时发生一件意外的情况。贺龙部第二十军第一团、一个姓赵的副营长跑到敌人指挥部告密，这几个团长、副团长急忙赶回部队。朱德即到第二十军指挥部把起义消息已泄露的情况告诉贺龙，贺龙立即报告前委。前委当机立断，把起义提前两小时发动。

　　8月1日凌晨2点，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迅速攻占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南昌卫戍司令部、第三军宪兵营等地，全歼守敌三千余人，缴枪五千多支，子弹七十余万发。到清晨六时，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肃清，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的马回岭，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大部也拉出来参加起义，于8月2日赶到南昌。

　　按照中央事先的决定，起义军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出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8月3日至7日，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潮州、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的农军会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眼前的这栋三层西式楼房，位于武汉市鄱阳路46-56号，原三教街41号，当时苏联驻国民政府农民顾问拉祖莫夫就住在这个名为“怡和洋行”的公寓二楼。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等参加了会议。

　　会上，罗米那兹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决定，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此时，在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名单上，毛泽东的人头已值十万大洋。为安全起见，自8月12日秘密回到长沙，毛泽东就没有在白天出过门，但这并不妨碍他一刻不停地调查研究，了解民意。在8月20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他写道：“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在毛泽东领导下，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决定实行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7个县镇的起义。

　　九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义，确定从赣西的修水、铜鼓、安源为三路起义，进军湘东，会攻长沙，并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共五千余人。

　　起义前夕，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指示，要设计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修水、老街、熊家祠堂，这一晚，烛火整夜未熄。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参谋的何长工、副官杨立三、参谋处处长陈树华，三人围坐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旗帜应该是什么样子，是他们展开热烈讨论的问题。

　　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何长工曾经见过苏联红军军旗的式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画出草图。经过三个人反复推敲、修改，终于，天亮之前，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的制作图样跃然纸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

　　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领导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工农群众，从破坏粤汉铁路线北段开始发动。9月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长沙近郊农民也参加了起义。起义军虽曾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动军队的抵抗，加上兵力分散、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有些指挥员指挥失当等原因，原本五千余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一千五百余人。

　　在攻打长沙计划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计划。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委会，决定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再图发展。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开始时，虽然也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继南昌、湘赣边界等地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领导和发动了广州起义。

　　1927年11月，粤桂两地军阀为了争夺地盘爆发战争，张发奎的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粤军兵力空虚。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利用各地军阀混战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工农兵政权的指示，决定举行广州起义，起义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人领导。

　　12月11日3时许，参加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及工人赤卫队和部分农民武装，分别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攻击，首先歼灭了驻城东北的沙河、燕塘之炮兵团等部，接着攻占了广州市公安局和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并控制了制高点观音山及八旗会馆。

　　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广州绝大部分地区。

　　12月11日黎明，广州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委会代表三十余人，在原广州市公安局会议室里举行第一次会议。张太雷庄严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他还宣读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对内对外纲领。接着，叶挺报告军事情况，杨殷报告肃反情况，周文雍报告工人赤卫队情况，恽代英宣读《苏维埃告民众书》。会议通过各项决议，一致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名单。由于苏兆征未到职，张太雷代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在起义的当天晚上，担任广州起义军事总指挥的叶挺主张，趁粤军主力尚未开回广州之前，将起义部队撤出广州。这个正确主张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反对。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

　　12月12日，敌军主力已经调回，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军舰的炮火支持下，猖狂进行反扑，对起义部队逐渐形成包围态势。起义军同敌军进行了浴血奋战，惨遭严重损失，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壮烈牺牲。

　　12月13日，广州重陷敌手，广州起义宣告失败。从广州撤出的部分武装力量，在广东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入海陆丰地区，坚持革命斗争。少数起义者撤到粤北韶关地区，加入南昌起义余部，后来上了井冈山。一些起义者到达香港，后来到广西，参加左右江起义。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又一次英勇反击。实践再一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领导其他一系列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由于敌强我弱、领导者实行错误政策或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失败。然而，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为以后红军和根据地更大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各地举行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促使他们拿起武器去进行战斗。

　　毛泽东就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尽管这时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经过这些起义，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到农村中去，特别是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会有革命的广阔天地。

　　在中国革命最黑暗的时刻，在中国共产党人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探索中，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