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 第2集 实事求是闯新路

　　1927年9月20日清晨，毛泽东在湖南浏阳县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对参加秋收起义的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当时，起义军沿湘赣边界南下的路途也充满险情，这一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时围追堵截。由于江西萍乡县城驻有国民党重兵，起义军只得改道，由芦溪向莲花方向前进。

　　9月25日，因侦察不利、情况不明，起义军遭国民党军袭击，造成人枪各损失300。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时年23岁。

　　9月26日，起义军攻占莲花县城，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打开县政府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这是起义军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座县城。

　　行军途中，毛泽东接到时任浏阳义勇队中队代表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来的一封密信。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受中共影响的武装，有几十条枪是可以借助的力量。这里提到的武装，正是由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军。

　　起义军由莲花向永新方向前进，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害怕艰苦不辞而别，有些人伤病缠身掉了队，有些长官还存在着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有些不坚定的动摇分子，竟然公开讨论逃跑的话题，甚至出现了整排士兵拖枪逃跑的事情。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很难继续前行。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起义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一个叫做三湾的小山村。当晚，毛泽东就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村的村口，矗立着两棵高大的枫树，树下的这块空地得名枫树坪，北面散住着几十户人家。次日大早，枫树之下，起义军全体指战员集合，接受改编命令。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秋收起义部队出现的问题，也发生在朱德所辖的南昌起义余部之中。1927年10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闽西武平地区打退了尾追之敌，继而进入赣南，到达安远天心圩。这时，全军只剩下七八百人，一些师团领导相继离队，师团级政工干部中主张继续坚持斗争，只剩下第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处境非常困难。

　　南昌起义留下的革命火种，随时有熄灭的危险。危难关头，朱德挺身而出，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今后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领导，愿继续革命的跟我走。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走出，只要有十支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是黑暗，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陈毅在会上也讲了话，宣布革命纪律。经过这次大会，起义部队的混乱状态有所扭转，士气开始高涨。

　　在天心圩整军之后，南昌起义余部在江西大余和上堡又经历了整编和整训，建立党支部，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团员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一面整顿纪律，一面开展军政训练。此后，南昌起义余部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入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起义军离开三湾，向宁冈出发前，对全体指战员作动员。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

　　毛泽东率起义军，当天到达宁冈古城。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对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改进，并尽快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

　　井冈山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四千平方公里。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

　　袁文才、王佐在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1926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是袁文才的拜把兄弟，也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为了争取、改造这两支农民武装，10月6日，毛泽东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袁文才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人、二十多条枪，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他就比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终没有出来。

　　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由中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一百支枪，袁文才很受感动。他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不久，毛泽东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军事干部到其部队，帮助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部到了茨坪，送了70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500石稻谷和一些银元。毛泽东率部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

　　1928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月中旬，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到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起义军到湖南酃县水口村后，1927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家祠主持了六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不久，各连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党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

　　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到1928年2月，湘赣边界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大都建立起党组织。前委还同万安县委建立了联系。毛泽东还率领起义军先后攻占茶陵、遂川、宁冈县城，建立起县工农兵政府。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1928年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湖南省军委特派员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周鲁到井冈山后，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并误传中央，将毛泽东“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一度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进驻酃县中村时，毛泽东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同时得知，朱德、陈毅率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后，正向井冈山方向转。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一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接着，朱毛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不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毛泽东尤其重视军队建设，明确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红军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1928年11月6日，中共红四军前委成立，毛泽东为书记。1928年底，井冈山《土地法》颁布，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从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因而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继续粉碎国民党军三次“进剿”和两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日益扩大。

　　1928年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后创建的红五军七百多人，冲破敌军重围来到宁冈，与红四军胜利会师。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

　　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当局，也使国民党中央政府逐渐感到，它已成为心腹之患。1928年11月7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由湘赣两省集中了六个旅约三万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1929年1月1日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形势，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露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着重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这次“会剿”的部署。会议最终决定，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以吸引开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会上把这种做法称作“围魏救赵”。

　　1929年1月14日，雪已住，风未停，一支三千六百余人的红四军主力，正沿着井冈山崎岖的山路朝赣南方向行军而去。离开井冈山后，红四军主力处境非常困难，一路辗转作战，却接连失利。首战大余失利后，再战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皆失利。

　　1929年2月9日，红四军抵达大柏地。大柏地在瑞金北部，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这天，正是农历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都跑到山上去了。紧紧尾追红四军主力的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两个团态度骄横，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大柏地打一场伏击战。

　　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当国民党军进入红四军早已布好的“口袋阵”，红四军各部向敌军一齐发起猛攻。尽管红军弹药缺乏、体力疲惫，指战员还是拿起刺刀、石头、枪托，同敌军拼搏。朱德军长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大家明白，这一仗胜利，则红军能得到适当的补给，摆脱敌人的追剿，变被动为主动。

　　鏖战至第二天下午，红四军全歼了来犯的刘士毅旅两个整编团，俘虏八百多人，缴枪八百余支，这是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

　　战后，红四军主力经宁都到达吉安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在东固，红四军前委得知井冈山根据地失守，彭德怀、滕代远已率部下山，向赣南转移。此时，江西国民党军第21旅正向东固扑来，红四军前委决定立即离开东固，沿闽赣边界向南转移。

　　中共福建省委在红四军离开东固的上一天，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红四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作一短时间的休息，并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毛泽东、朱德同意这个意见。

　　1929年3月11日，红四军第一次进入福建省境内，消灭地方军阀郭凤鸣旅，进占长汀县城。红四军在长汀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红军战士每人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军容焕然一新。

　　3月20日，红四军前委决定，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发动游击战，创建新的根据地。4月，红四军由福建回师赣南，先后进占瑞金、于都、宁都、兴国等县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初步打开了局面。

　　1929年5月至10月，红四军乘福建军阀到广东参加粤桂战争之机，先后两次进入闽西，歼灭地方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从而推动闽西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

　　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在军队建设问题上，领导人之间产生一些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解决红军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但他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

　　8月，陈毅经上杭、龙岩到厦门，然后乘轮船经香港转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此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已经收到红四军党的七大的文件，立即察觉到红四军领导层分歧的严重性。

　　1929年8月1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红四军的问题，决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几个主要原则问题，提出明确意见，明显地赞同毛泽东的观点。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攻克上杭城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无组织状态开了三天，毫无结果。红四军党的八大后，红四军出击东江失败，部队思想混乱，面临严峻考验。

　　陈毅是1929年8月下旬到达上海的，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汇报，并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这份指示文件是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起草的，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陈毅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并由周恩来审定，然后于1929年9月28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签发，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中，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带着九月来信，由上海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于10月22日在红四军前委会上作了传达，随即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

　　11月26日，暮色苍茫中，毛泽东到达福建长汀，与红四军会合。为进一步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确立后，红军迎来了大发展的好时机。

　　1930年6月中旬，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下辖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全军团两万余人。6月10日前后，红三军团成立，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下辖红五军、红八军，全军团近一万人。

　　红三军团成立后不久，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调主力攻打桂系，长沙国民党守备空虚。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27日攻占长沙，何键迅速调集兵力反扑。敌我兵力悬殊，彭德怀于8月6日撤出长沙。

　　此时，红一军团根据中央要他们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于8月初到达南昌附近。根据敌我实际力量对比，毛泽东、朱德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安义、奉新地区。当获悉红三军团撤离长沙的消息后，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挥师西进，向红三军团靠拢。

　　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彭德怀、滕代远分任副总司令、副总政治委员，全军共三万余人。

　　根据中央命令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多数委员的意见，毛泽东、朱德于1930年8月24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此时，长沙国民党守军共31个团，且构筑起坚固的城防。而红一方面军只有13个团，自9月2日发起总攻，红一方面军连续围攻长沙十多天，仍未能突破敌人阵地。9月13日，毛泽东、朱德作出决定，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由红一军团夺取江西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

　　1930年10月4日，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攻击，至午夜占领吉安城。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又连续攻占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0年10月28日，蒋介石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第9路军总指挥。11月2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为三路纵队，限五天内集中，推进到袁水流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第一次大“围剿”开始了。

　　这时，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已在34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拥有9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二百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广大分得土地的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

　　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将四万多人的红一方面军撤至赣江东岸，致使国民党聚歼红一方面军于袁水两岸的计划落空。鲁涤平急忙调整部署，挥戈向赣江以东，寻求与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

　　1930年12月30日晨，国民党“进剿”军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第十八师两个旅在二十八师一个旅的配合下，进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龙冈设立的伏击圈。从上午10时开始至下午6时，红军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师长张辉瓒见大势已去，迅速换上士兵服，匆忙逃走，跑到山上，躲进茅草丛中。红军仔细搜山，活捉了张辉赞。

　　接着，红一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于1931年1月3日晨在东韶附近，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师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仓皇退走。五天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围剿”军一个半师1.3万多人，缴枪1.2万余支，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二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