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 第3集 唤起工农千百万

　　在苏区人民支援下，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的第一个战役，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于1931年2月初，派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人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

　　针对国民党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略，毛泽东、朱德决定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然后自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为此，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主力，隐蔽在东固山区二十余天。1931年5月16日，毛泽东、朱德在这里指挥红一方面军，打响了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

　　当公秉藩率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进入富田通往东固之间的白云山时，早已设伏于此的红军发起攻击，结果第二十八师大部被歼。接着，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按预定计划，就势向东横扫，直到福建建宁。从5月16日至5月31日，红军连打5个胜仗，自西向东横扫七百里，歼敌三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比预计来得早得多，规模也比第二次“围剿”大得多。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纠集30万重兵，自任“围剿”军总司令，坐镇南昌，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1931年7月1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从福建建宁出发，千里回师，直赴赣南。8月7日至11日，红一方面军在兴国的莲塘、良村和宁都黄陂，接连发动攻击，三战三捷，歼敌一万余人。至1931年9月中旬，共歼敌三万余人，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打破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后，“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已取得重大发展。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联结成一片，并扩大到跨二十余县的广大地区。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也都有相当规模。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早在1929年10月，共产国际就曾致信中共中央，指示中国共产党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1930年1月，共产国际明确建议，中共中央在适当时候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5月下旬，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决定在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正式召开“一苏大”，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9月中旬，在上海正式成立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这次会议决定，原定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一苏大”，推迟至1930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三周年纪念日召开，开会地点移至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由于蒋介石连续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围剿”，“一苏大”的召开被迫一再延期。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以统一各苏区党的领导。1930年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由于当时周恩来仍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报告共产国际，得到批准。

　　5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提出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是苏区最迫切的任务，并规定筹备工作由苏区中央局负责。

　　6月1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8月1日召开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国民党军发动第三次“围剿”，苏区中央局于6月下旬决定，改在11月7日召开。

　　1931年深秋，江西瑞金东南边陲一个偏远县城，油灯下，一位神情凝重的男子正在认真擦拭着手中的物品，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突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此刻的宁静，来人告诉他，明日一早按照计划去拍摄一场活动，这是他第四次接到同样的通知。这位来自当地照相馆的摄影师，希望这一次可以顺利完成自己的工作。

　　1931年11月7日，瑞金市叶坪村，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青墙黛瓦，木门石阶，古树掩映之下，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谢氏宗祠，见证了这一盛事。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根据地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11月9日至18日，大会先后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问题报告》、项英所作的《劳动法报告》以及张鼎丞所作的《土地法报告》，通过了中共中央提交讨论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等法律草案。大会选出由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叶坪村的樟树林中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以全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当选举结果出来后，会议主持人任弼时大声提议：“现在请毛主席讲话。”从此，“毛主席”的称呼叫响了整个中国。被聘请前来现场拍摄的摄影师，此刻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按下快门的瞬间，眼前这些意气风发的人们，将成为推动改革中国面貌、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

　　谢氏宗祠仅五百余平方米，却装下了整个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首脑机关。会议结束后，谢氏宗祠被木板隔成了15个房间，作为内设外交、军事、土地、内务、财政、教育、司法、劳动、工农检察九个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办公场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对各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中枢指挥的作用，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关，大部分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雏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选举法细则。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政府重视廉政建设和司法建设。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严肃查处腐败案件。1934年建立审计监督制度，在规范财政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一百二十多部法律、法令，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

　　苏维埃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开展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使农业、工业、商业、交通、邮电、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都有一定发展。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还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根据地普遍建立各种学校，着力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

　　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各级党组织得到健全，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民歌在苏区广为传唱，流传至今，正是苏区精神的真实写照。

　　临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苏维埃政府在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忙碌着，虽然人手少、任务重，但大家的工作热情、工作效率都很高，所有议决的工作，贯彻落实快而有效。就在这样简陋的办公室里，当时的苏区干部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效率。

　　地方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数有着严格限制，省苏维埃政府不超过90人，县苏维埃政府25人，城市苏维埃政府19人，区苏维埃政府15人。一般来说，乡苏维埃政府领取生活费的工作人员最多不超过3人，包括主席1名、交通1名和其他人员1名。有的偏远贫困的乡村，只有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取生活费。为了节约开支，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往往都是身兼数职。

　　干部们下乡工作时，为了不增加群众负担，往往背个大背包，装着文件、公章、纸笔、干粮和简单的生活用品，深入到农户家中，或者田间地头，去查看情况、宣传政策、访贫问苦、动员群众，通过这种方式，群众工作更能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当时交通不发达，干部们下乡工作基本都是靠徒步完成。有时候一天要跋山涉水几十里，走好几个村庄。渴了喝口泉水，饿了就从背包里拿出干粮充饥，尽量不在群众家里吃饭休息。这种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被苏区群众亲切地称为“背包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心中，苏维埃政府是不同于其他政权的全新政府。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治党治军的丰富经验。

　　就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之前，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随后向中国东北三省大举进攻。在短短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中国民众组织起来，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武装抗日群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然而，国民党政府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政策，仍集中力量“剿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震动了中国社会各界，也给国民党内部带来强烈震撼。

　　1931年12月14日，江西省南部的宁都县，天色将暮，万籁俱寂，县城内外，和往常一样平静。当天傍晚，在当地驻扎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指挥所内，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宴请留守军部的军官。20时许，酒宴正盛，赵博生突然站起，一番慷慨陈词后，在场的6名团长、2名旅长随即遭到拘捕。在赵博生和第二十六路军重要将领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和中共秘密支部领导下，宁都起义爆发。

　　12月15日清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带着两万余件武器，浩浩荡荡开往苏区，这就是著名的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六万多人。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1931年9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

　　1931年12月中旬，周恩来在秘密交通员护送下进入闽西苏区，同月底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支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被错误撤销。

　　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在黄陂，经过1933年2月28日和3月1日两次激战，几乎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两师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接着，3月21日，红一方面军在草台岗又歼敌近1个师，黄陂和草台岗战役是第四次反“围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一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周恩来、朱德首次创造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他们根据敌情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兵力，用佯攻或伪装主力转移来迷惑并调动敌人，将大兵团兵力秘密集结起来，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敌军一部发动猛烈攻击，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这种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在红军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扩大到十万人，许许多多获得土地的工农群众纷纷加入红军队伍。瑞金下肖区农民杨显荣，有8个儿子。1931年底，他把老大、老二送去当红军，不到3个月，战死沙场。1932年，他又将其他6个儿子一齐报名参军，老七、老八为参军还虚报了年龄。不久，老三、老四、老五、老六殒命沙场。长征前夕，老七、老八牺牲在广昌战斗中。苏区人民踊跃参军，展现了苏区群众保卫苏维埃、保卫红色政权的坚强决心。

　　1933年下半年，为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在中央苏区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

　　国民党政府聘请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拟订作战计划，用美国、英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经过半年的准备，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

　　毛泽东这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陷入被动。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博古、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命令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

　　自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向广昌发动进攻，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会攻广昌，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4月28日，红军退出广昌。

　　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毙伤俘敌二千六百余人，而自身伤亡高达五千余人。

　　为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1934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领导的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

　　11月下旬，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由于兵力过少，这支部队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反而以孤军深入敌后，陷入敌人重重包围。此时，国民党军调集二十多个团对红十军团疯狂追堵和围攻。

　　1935年1月中旬，红十军团向闽浙赣苏区转移，进至德兴县港头村时，遭国民党军绝对优势兵力袭击。部队被截成两段，主力约二千人被合围于怀玉山地区。经七昼夜顽强战斗，指战员大部牺牲，方志敏、刘畴西在突围中被俘，后于南昌英勇就义。

　　先头部队在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经过整编，组成五百余人的红军挺进师。此后，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率领下，转战至浙南，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北上抗日先遣队虽遭失败，但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推动了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与此同时，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的命令，于1934年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向湖南中部挺进。用周恩来的话说，红七军团是调敌，红六军团是为中央红军主力撤退探路。

　　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九千七百余人，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10月24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主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合。两军会师后，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此后，红二、红六军团统一行动，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4年秋，原本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到处是活跃跃的创造的中央苏区，在蒋介石恶毒的“铁桶全围计划”之下，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

　　红军战士和苏区百姓们，心头笼罩着层层乌云。广昌失守后，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此时，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

　　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

　　当时，有一万多于都子弟报名参军，一万多民夫参加了运输队、担架队，随红军突围长征。当地老百姓还自发组成大批慰劳队，带着鸡蛋、猪肉、草鞋等慰问红军战士。妇女们组成洗衣队，帮红军洗衣服。不少群众家里还主动担负了安置红军伤病员、抚养红军后代的任务。在全力以赴支援红军的同时，30万于都人民严密封锁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使国民党的探子成了一无所获的“聋子”“瞎子”。

　　从1934年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了著名的长征。为了确保红军安全渡过于都河，于都百姓协助工兵，每天下午4点钟开始架设临时浮桥，晚上8点以前完成。红军通宵达旦夜渡于都河，第二天早上7点之前，又将浮桥拆除，分散隐蔽在河岸边，不留任何痕迹。

　　气势磅礴、激烈悲壮的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为我们留下了一座精神和思想的宝库，也激励着后人不屈奋斗，努力前行。当年，赣南苏区240万人口中，有33万人参加红军，60万人支前作战。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以上江西籍战士倒下。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共1.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国民党军妄图消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他们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大肆烧杀等最残酷、最毒辣的手段，实行反复“清剿”。国民党军所到之处，血流遍地，一片废墟。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反复“清剿”和血腥镇压，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一起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表现了无比坚毅的英雄气概。他们钳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坚持了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在全国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保存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成为大江两岸抗日前线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高级干部何叔衡、贺昌、毛泽覃、万永诚、古柏、阮啸仙等，和其他许多干部战士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在他们身上，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

　　1927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伟大的土地革命战争，在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了辉煌成就。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毛泽东在起义军进攻大城市受挫后，适时率领部队走上井冈山，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在赣南闽西广阔区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展开了局部执政的新实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新篇章。

　　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点燃的颠扑不灭的革命斗争燎原之火，书写的力透纸背的中国革命灿烂辉煌，汇聚的奔流不息的革命精神源头之水，历经时空浸润，精神永放光芒。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