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棍中的作风与追求

　　拐棍，是人们腿脚不便、身体抱恙时，用以辅助行走的一类工具。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有许多革命先辈都和拐棍有过一段故事，其中体现的党性修养、工作作风、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品味和学习。

　　1947年3月，胡宗南重兵进逼延安，毛泽东同志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当时，他肺炎初愈，身体很弱，但拒绝上担架，要求和官兵一道徒步行军。有个警卫员便找来一根柳木棍，对毛泽东说，您就用这根柳木棍做拐杖吧，这样走起路来也许会省力一些。毛泽东拄着木棍试走了几步，很是满意，此后就一直拄着这根拐棍转战陕北。

　　这根拐棍，是我军官兵平等、上下同欲的生动见证。相似的一幕，还发生在陈毅元帅身上。在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西线战役中，陈毅右腿负了伤，随后，中央红军主力离开瑞金开始长征，留下他和项英在江西领着部队坚持游击战争。面对敌人围剿，忍着身体病痛，陈毅不讲条件、不搞特殊，而是坚决服从命令，拖着伤腿，拄着拐棍，率领部分红军突出敌人重兵重围，转移到赣粤边游击区继续战斗。

　　拐棍是腿脚的延伸，有时更是战斗意志的外化。志愿军战士、担架员苟先辉，入朝参战期间，为了增加每趟背弹药箱的数量，便找了个有杈的粗树枝，起立时作支撑架，行走时当拐棍，有效提高了运输效率，多次被评为先进。开国少将颜文斌在长征中腿部受伤，伤口化脓生蛆，但他坚持跟着走，每天用铁茶缸煮盐水清洗伤口。不承想，伤口竟一天天好起来，他也得以丢掉拐棍，赶上部队，继续和战友投入战斗。

　　到了和平时期，一根拐棍，则更像一条精神纽带，折射出广大共产党员牢记人民公仆本色，恪守朴素生活作风，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态度和追求。

　　“铁人”王进喜参加大庆石油会战期间，腿部一度负伤，不得不拄着拐棍工作。在前往杨四屯打第二口井时，突遇井喷事故。千钧一发之际，他丢掉拐棍，纵身跳进泥浆池里搅拌泥浆，清理被堵住的水泵口。几名工友见状，也纷纷跳入泥浆池，一起将井喷成功压制。在王进喜的感召带动下，大家喊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铮铮誓言，协力把“贫油国”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

　　“人民的好公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下基层时由于路险难行，他通常随手在路边捡个木棍拄着。工作人员觉得这样既危险又失身份，就准备花百十块钱为他买根好的拐杖，却被他谢绝了。一次，孔繁森应邀到驻地部队观摩实弹演习，临走时看到地上的空弹壳，就和部队领导商量后拿回一些焊接成拐棍，没花什么钱却有军味，还很实用。这根拐棍便是孔繁森俭朴生活的真实写照。

　　还有一些党员为党工作一生、奋斗一生，拐棍作为遗物的一部分，永远承载着一份寄托和叮嘱。西藏“将军崖”，是西藏军区原司令员张贵荣的牺牲地。1984年1月，张贵荣在勘察边防公路期间，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拉着马尾巴艰难前行，行至接近山顶处，因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去世。生前他的心愿之一，就是敲定边防公路修筑计划。后来，这里不仅修通了公路，还立起一座纪念碑，上书“一九八四年元月十五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同志赴边防检查工作在此以身殉职”。每年清明节和国家公祭日，官兵们都会自发组织祭奠活动，以寄托对老首长的哀思。

　　曾任云南保山地委书记的杨善洲同志，在任期间恪尽职守，退休后又扎根深山兴办林场，一干就是20多年。植树造林期间，一次他在山间不慎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很多人以为，老书记可以留在山下好好休息了。可半年后，杨善洲又拄着拐棍进了山。有人问他：“何必自讨苦吃？”他说：“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歇下来？如果说共产党人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讨苦吃’！”在他去世以后，遗留下来的这根拐棍，便是留给后人最生动的奋斗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