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

延安时期的人才培养

　　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在露天学习。

　　延安时期，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开设各类学校，形成了“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的良好学习风气和浓厚学习氛围。

加强党性修养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了纠正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全党思想，全党全军迫切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运用。1938年，党中央决定创建马列学院，由张闻天兼任院长。

　　马列学院设有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党的策略教育等具有较强实用性的一系列课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经验教育干部，注重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的学习，要求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等经常来马列学院授课或作专题演讲。关于党性修养的课程、讲座，尤为受到学员的欢迎。陈云的专题报告《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语言平实、案例生动，在延安有口皆碑，以至于中央机关的党员干部只要有空都争先恐后地前来听讲。

　　1937年7月底，党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这是一所在抗日烽火中诞生，承担培养“革命的先锋队”使命的红色学校。据成仿吾回忆，学校培养出的第一批毕业生约200人，像革命的火种一样散播到华北战场上，发动、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点燃了全国抗日的熊熊烈火。

提高军事能力

　　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党在延安时期创办了一系列军事院校。比如，1935年创立军委通信学校，1937年建立培养机械化军事人才的延安摩托学校，1937年迁来专门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1941年成立军委航空学校，1944年在八路军炮兵团基础上成立延安炮兵学校，等等。

　　“边生产边学习，边战斗边学习”，是这些军事院校最为显著的办学特色。我们所熟悉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就是当年毛泽东为抗大所题写的。

　　有人曾问：抗大与苏联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相比怎么样？刘伯承回答，我们虽然没有宽敞的教室、漂亮的桌椅板凳，但我们有很多卓越战功的教员和学员，而且“我们这里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中华民族的正气”。此话一出，听众掌声雷动。

　　军委通信学校在办学12年间，培养了千名技术人才。他们被誉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千里眼”“顺风耳”。

　　针对走出7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47名中将和129名少将的抗大，侵华日军扬言要“消灭抗大”，冈村宁次更是恼羞成怒地叫嚣“宁肯牺牲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五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重视职业教育

　　延安时期，职业教育、专业教育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39年建立的延安工人学校，以培养工人运动干部和工业基本技能为主；1939年筹建的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学员，还先后开垦荒地1200多亩，饲养了相当数量的牲畜；1944年改建成立的外国语学校，以培养军政翻译人才为主要办学方向。

　　1942年建立的陕甘宁边区职业学校，以机械制造和工厂管理为主；1940年筹办的延安警政学校，是人民公安史上第一个专门的干警教育机构；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开办业余法律学校，进行法律专业知识教育；1946年建立的边区妇女职业学校，以培育助产士为主。此外，还有1940年建立的边区医药学校，等等。

　　这些学校，从广度来说覆盖了延安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劳动者专业技能提升提供了助力。

振奋热情与精神

　　1937年，为了改变边区文化落后的面貌、培养更多文教工作干部，徐特立报请创办一所专门学校。毛泽东批示：校名应以“鲁迅师范”为妥，“因为鲁迅是中国文化的旗手，在全国享有盛名，这样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抗日；又为了纪念鲁迅先生”。于是，鲁迅师范学校应运而生。

　　鲁迅师范学校以培养文化教育工作干部、小学教师为宗旨。学校师生在紧张的学习、劳动之余，还通过组织晚会、举办演唱戏剧等活动，在农村进行表演，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抗日，促进了群众文化生活的繁荣。

　　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周立波等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在这里成为教员。鲁艺师生创作了《白毛女》《南泥湾》《黄河大合唱》等大量极具影响力的文艺作品，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热情与精神，在中国文艺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