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情报员》 安娥

　　1927年春夏，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大革命宣告失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情报保卫工作。1927年11月，在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在上海建立了中共早期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负责和直接领导。

　　1929年，初冬的上海，寒风萧瑟。

　　中央特科收到一项秘密指示，尽快营救被捕同志，而亟待营救的这个人正是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

　　1929年11月的一天，阴雨绵绵，寒意袭人。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的任弼时按照约定前往上海公共租界一处秘密地址，参加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

　　不料，他刚一进门，就被早已埋伏在门后的几个暗探挟持，不容分说地将他推上警车，押往巡捕房。

　　任弼时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每次外出时都不会随身携带党组织的机密文件等资料。巡警在任弼时身上只搜到一张车票。

　　被捕后，任弼时一口咬定自己名叫彭德生，是从江西来上海投靠亲友，因走错了地方，被错抓了。无计可施的巡捕，在第一次用刑无果后，又再次提审任弼时，并对任弼时使用了更加残酷的电刑。

　　得知任弼时被捕后身份并没有暴露，中央特科人员一边设法联络巡捕房探长、一边与律师沟通，请来上海著名律师为任弼时等人做开庭辩护。经过多方努力营救，没有实际证据的租界方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任弼时进行了减刑。

　　12月25日，任弼时等人被“减刑释放”，成功离开了提篮桥监狱。

　　1929年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当局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围捕”，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遭到杀害。

　　党组织急需扭转被动局面，获悉敌人动态。秘密派遣一些人员打入国民党各部门，其中就有安娥。

　　安娥，1905年出生于河北一户书香之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月，安娥被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间，既懂俄文，写作能力又强的安娥进入苏联保卫部门工作，获得实战历练。

　　1929年底，安娥从苏联回到上海。根据党组织安排，安娥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成为一名中共红色情报员。

　　隐蔽战线是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投身其中不仅面临着生死考验，更要随时经受信仰与意志的检验。

　　接受任务的安娥打入国民党驻上海的特务机构，成为机构负责人杨登瀛的秘书。

　　1930年的一天，安娥获悉一项秘密信息：蒋介石批转给国民党特务机构一封来自黄第洪的亲笔投靠信。让马上与投靠国民党的黄第洪接头，并按照他提供的线索，在南京路邮局抓捕一名共产党人，准备要抓捕的这个人正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

　　密令事关重大，了解这一情况后，安娥火速将这一消息秘密抄送党中央。

　　黄第洪是黄埔一期学员，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不久前，周恩来就曾接到黄第洪的邀约，而约见的地点正是南京路邮局。

　　显然这次邀约就是黄第洪处心积虑设置的陷阱。周恩来当即要求切断与黄第洪的所有联系，防止党中央的中枢机关遭到破坏。命令一出，中央特科情报人员火速行动。

　　7月26日，黄第洪按照约定，前往城隍庙西街口。他刚到树荫下站定，就见一队人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而来。还没等他看清楚骑自行车的人是谁，就听到两声枪响，黄第洪当场毙命。

　　因为信息的准确与及时，黄第洪被铲除，一场危机终于化解。

　　安娥打入国民党内部工作期间，正是中共处境最艰难时期，面对危机四伏的工作，年轻的安娥沉稳机敏、勇敢无畏，利用特殊的身份，为中共党组织提供情报。

　　1931年4月，原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与党组织有工作联系的杨登瀛被捕。安娥在大搜捕中侥幸逃脱，回到家乡河北暂避。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安娥从家乡返回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安娥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以笔为枪，在思想宣传的阵地上继续工作，先后创作了《卖报歌》《渔光曲》《打回老家去》等进步歌曲，唱出了中国人民永不屈服的强烈呼声。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2月3日，安娥和大家登上前门箭楼，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观看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望着数十万欢欣鼓舞的人潮、听着震天动地的腰鼓和秧歌，她的心情无比喜悦。几个月后，安娥和全国人民终于看到了为之奋斗和期盼的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