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台35毫米“埃姆”单镜头摄影机，虽然个头不大，但却不简单，它的镜头捕捉过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身影，记录过延安火热的战斗生活。
1938年的一个深夜，在湖北省汉口市郊一个偏僻的马路边，一位外国人用不熟练的中文说着“延安！延安！”，并将一台摄影机郑重交到另一位青年手中。那是一台美国产35毫米的“埃姆”单镜头摄影机，自此，这台摄影机辗转千里，拍摄过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挥斥方遒的身影，记录过延安火热蓬勃的战斗状态，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珍贵历史。
送出这台摄影机的外国友人是荷兰著名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而应约来接头的青年人就是后来著名的红色摄影家吴印咸。1938年，奉行“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尤里斯·伊文思与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一同来到中国。伊文思计划拍摄一部歌颂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影片《四万万人民》，他们来到南京沦陷后的前线军政中心武汉。但到达武汉后，伊文思发现“拍摄计划正陷于一个政治迷宫之中”，他们突破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与监控，拍摄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人民献金抗日、西安人民举行的抗日游行等场面。
在此期间，伊文思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络，当时正在武汉的周恩来会见了他。伊文思拍摄了周恩来、叶剑英等在汉口重要军事会议上讲话和研究军事形势的珍贵历史画面，向世界展示了在中共领导下，八路军与新四军始终站在抗战最前线。至此，这部记录了中国抗战真实情形并享誉世界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已经初步拍摄完成。
伊文思通过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对延安产生了向往，计划去延安及华北地区实地拍摄，却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阻挠。眼见延安拍摄计划无法成行，伊文思在与中国进步摄影家袁牧之交流时提出，希望将自己的“埃姆”电影摄影机和拍摄剩下的2000英尺电影胶片送给八路军。袁牧之在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袁牧之可能已经被监控，便安排当时在电影公司担任摄影师的吴印咸去接头取相机，而接头暗号就是“延安！延安！”，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此后不久，袁牧之、吴印咸听从周恩来的指示，携带伊文思赠送的这台摄影机和胶片，从武汉前往延安。一同带去的还有袁牧之在廖承志帮助下从香港采购的一台16毫米摄影机和胶片，以及吴印咸自费购买的三台照相机，这就是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延安电影团初创的设备。
延安电影团全名“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机构，作为延安唯一的官方摄影部门，从成立之初，就始终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作为主要目的，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摄影队伍由最开始的6人发展到后来的20余人。摄制了《延安与八路军》《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十月革命节》等新闻纪录片和《白求恩大夫》《延安各界纪念抗战五周年》等新闻素材，拍摄了上万张反映陕甘宁边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活动的照片，为积累重要的革命史料，开拓和发展人民电影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自1938年9月初在延安成立，延安电影团克服物质、技术等方面的种种困难，摄制了大量新闻纪录片和新闻素材，并拍摄出上万张反映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初期各方面内容的照片。留下的影像涵盖整个延安时期各个重要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建设、文教卫生、文学艺术、民风民俗等各个领域，是反映延安时期最全面深入的红色摄影作品，也是展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发展壮大最直接生动的历史依据，更是见证了延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逐步成长的历史过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
据回忆，1938年10月1日，这台摄影机在陕西黄帝陵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个镜头，拉开了人民电影事业的序幕。后来，又相继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中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将领在前线战斗的影像。电影《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呈现南泥湾开荒的火热景象，反映八路军战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坚决打败敌人的强大斗志。记录重大历史影像资料如《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延安各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等，则表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的卓越风采。还有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阵地前沿小庙里为伤员做手术的珍贵画面。
“延安！延安！”从1935年起，多少有志之士曾对革命圣地深情呼唤，十三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在这里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发展壮大，走向胜利，而延安精神则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康妮，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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