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的管理与持续的教育：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

　　党员是一个政党的基本要素，既直接影响着政党的形象，更是政党执行力、战斗力的重要保障。在国内革命、阶级斗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相比资产阶级政党，对政党的组织性有天然的、更高的要求，即是列宁强调的“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因此，不同于很多资产阶级政党党员队伍像一个个持相同政见的松散的会员俱乐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是一支以科学思想武装起来的、有严明组织性纪律性的革命大军，不断引领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这种战斗力源于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对党员严格的管理和持续的教育。前者以外部约束的方式强化党员的纯洁性，后者以内部激励的方式激发党员的先进性，内外兼修共同致力于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质量。

严格的党员管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时，就已经意识到对盟员进行管理的重要性。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盟员一旦加入后就要“被接收入某一支部”，且每月至少与所属支部联系一次，保证其在同盟的领导下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沿袭了这一组织原则。党的二大第一次有党章就明确规定“凡党员皆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直到现在党章依然规定党员“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这一组织原则将党员管理的职责落脚到党的一个个基层组织（主要是支部）中，无论党员队伍规模大小，支部内部党员数量是有限的。这就使得只要每个支部都能将有限的党员进行管理，全党就能管理好整个党员队伍，无论数量是成百上千万还是将近一个亿。

　　支部对党员的管理方式主要依靠日常的组织生活。建党初期，党章规定支部每星期至少要召开一次会议，党员都必须参加，如果连续二次（四大以后是三次）无故不参会，就要被开除党籍。对普通党员而言，党的生活主要就集中在支部。1926年时中央局就提出“每个党员，脱离了支部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的生活，脱离了党的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强调支部生活在党员管理方面的重要意义。

　　然而，即使是革命战争年代，实践中还是会存在支部没有按时开会，党员不愿意参加支部会议等问题，为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里专门分析过“党员到会少兴趣”的原因，其中第一条强调的就是会议的意义。他提出支部会议的意义一是解决问题，二是教育同志。要达到上述目的，就需要让会议政治化实际化，也即是周恩来强调的“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交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正确地运用党的政策，完成上级交代的各项任务。

　　除了组织生活之外，在一些重要时点上，中国共产党也会通过整党工作，对党员身份进行重新审查和登记，净化党员队伍，提升党员质量。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面对党员队伍的快速增长，1951年中央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为期三年的整党工作，对党员进行登记，坚决剔除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异己分子等，对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以及不够党员条件的落后分子进行教育，努力使其提高认识，如经过教育仍不符合要求则劝其退党。登记之后，32.8万人离开了党组织，其中23.8万人被清除出党，包括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等，九万余人由于不够条件自愿或劝告退党。类似的党员登记在党的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五次，共计清除出党120余万人，对于强化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整党工作虽然有效，在党的十三大上中央提出党的建设不能靠运动，而要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就基层党组织对党员的管理提出了“七个经常”的要求，明确要将其转变为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开展。在地方探索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中央于1988年开始在全国推广民主评议党员制度，要求每年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民主评议，引导党员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进行对照总结，再召开党支部会议（或党小组会）进行民主评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评议党员使党员每年都要接受一次自我评估和组织评议，不仅提升了党员的党性意识，而且有利于经常性、制度化地发现并表彰先进典型，同时将不符合要求的落后分子及腐败分子清除出党。

持续的党员教育

　　相较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自诞生起就重视宣传教育。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就提出，要通过“对无产阶级进行宣传教育并使他们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财产公有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目标。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不仅面向群众，而且要面向全体党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意识到党要“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通过教育把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即使党员的政治水平是不一致的，党也有信心“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教育主要通过支部的日常教育和党校的系统教育两种方式展开。根据1923年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党小组要以党章为材料组织原理的教育，要以党纲草案为根据逐段讨论研究进行政治教育，教育的材料及教育宣传员的分配由各地方教育委员负责，同时每月要将情况上报中央教育委员会。由此可见，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员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仍然非常重视通过所属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日常教育。在1925年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更是明确将党支部定位为“党的基本教育机关”，要求每次开会都“注意于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要对党员进行日常的政治教育。

　　通过党校对党员进行系统教育也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党员的主要方式。1924年5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提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同年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党校安源党校正式成立。1925年，《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再次强调了党校的问题，指出“党中教育机关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同年，党的历史上第一所高级党校北方区委党校在北京成立。之后，党在武昌等地开设党校，通过党校对党员进行系统教育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除了上述两种党员教育方式之外，党内也会根据形势的需要在全党组织有针对性的集中教育。例如：遵义会议之后，虽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纠正了“左”倾错误，但在思想上还未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为了让广大党员能够真正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1942年全党开展了一次为期三年的整风运动，广大党员通过阅读学习相关文件材料、联系个人思想和实际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种方式，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在学习、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对之前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逐渐加深了认识、统一了思想，进而使全党更加团结，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础。延安整风拉开了党内集中教育的序幕。之后，在一些关键时点上，党内通过集中教育的方式解决当时党员队伍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升了党员队伍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