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政策是放不是收
视察深圳特区后，邓小平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
特区的路子走对了。邓小平一行离开深圳到中山，1月28日晚上，邓小平在温泉宾馆会见了霍英东、马万祺等，他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看来路子走对了。他后来在北京讲：“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开放政策是放而不是收。1984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上海指出：“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你们要加快速度，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回到北京后，他在2月24日的谈话中也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提出具体措施，落实放而不是收的政策。继续开放港口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小平在北京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1月25日至31日，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会议建议将这三个“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一决策的实施，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多层次、由外向内逐步推进的新格局。
视察特区的三大深层次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邓小平1984年视察特区，还有三个深层次原因：
第一个深层次原因，是出于到20世纪末实现翻番目标的考虑。
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实现翻两番，是党的十二大向全世界的承诺，邓小平对此看得很重。他在1983年6月曾指出：翻番不能实现，搞得不好，有可能改变十二大的决议，那就严重了！这不但在国内是个政治问题，在国际上也是个大的政治问题。
因此，1983年春他就翻两番问题视察了江苏、浙江、上海，视察的结果是这些地方没问题。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提出各地都要有具体落实规划，而且沿海要比内地多翻一些，这样全国才能拉平。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自然想到了沿海的广东。他在1983年3月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最近香港有个报道，说广东的速度放慢了，是什么原因？我们有些同志对开放政策仍是有顾虑的，也要加以注意。
邓小平提出，在当时资金短缺的情况下，速度要快，就要借外债，就要充分利用外资。而特区恰恰是利用外资的窗口。所以，邓小平也是要亲自调研广东实现翻番的条件，看看特区利用外资能不能为加快发展提供资金、提供模式、提供经验。
第二个深层次原因，与解决香港问题的需要有关。
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中英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会谈共举行22次，最终形成了中英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3个附件。邓小平视察特区正是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期间。
邓小平设计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五十年不变”，即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他认为这样规定可以使香港人放心，减少他们的疑虑；可以使人们更感到我们政策的连续性、可靠性，有利于我们和英国谈判，有利于顺利收回香港和保持香港的繁荣。
问题是这个“五十年不变”，怎么能让香港人和英国人相信这一点？当时许多人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特区特别是深圳就在香港对面，当时深圳主要吸引的是香港的投资，深圳与香港熙熙攘攘的人员来往已经是“例行公事”。如果深圳的发展和繁荣受到影响，不能保证，那怎么能说服人们相信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政策？所以，邓小平视察特区，与1984年的整体工作，特别是香港问题有很深密的思考上的联系。
第三个深层次原因，则与邓小平的一个大构想相联系，这就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4年6月，邓小平解释说：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1984年12月，他在同撒切尔夫人谈话时指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香港）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可见，邓小平视察特区，也就是要看看这个小范围和小地区的吸收资本主义的资金和管理模式，到底会是什么情况？他要在实践中检验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文/蒋永清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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